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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墨传奇(中)

来源: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  日期:2017-11-10 12:36:37  点击:9124  属于:中华国粹

文/ 王学信

作者简介:王学信,北京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

唐代墨业  盛极一时
 
    敉平隋末动乱后,唐王朝一统天下,诚如李太白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而随着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为政以德,致使天下归心,国泰民安,文治大兴,大唐遂进入冠绝古今的贞观盛世。值此盛世,百业兴旺,制墨业自然也不例外,墨工在继承前朝技艺的同时,力求精良完美,开拓出新,唐代制墨业,一时盛况空前。
    兴于北魏的河北“易墨”产地易州,在唐代,制墨业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所产“易墨”畅销南北各地,尤为宫廷喜爱,成为朝廷官府必备之物。据《唐书·艺文志》载:朝廷在长安和东都洛阳均设有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即易水)墨三百三十六丸。”其用量不可谓不大。
    由于易墨作为重要贡品进入宫中,又为朝廷官员大量使用,易水制墨名工便常被选入宫廷担任墨务官。易水奚鼐、奚鼎兄弟都曾以制墨名家身份被召进宫廷任墨务官,专掌供墨之事。
    由于社会对墨的需求量急剧加大,“易墨”供不应求,山西潞州随之异军突起,成为北方松烟墨的又一重要产地。唐代潞州所辖,相当于今山西长治一带地区,当时松林繁茂,且多古松,适宜制作上好的松烟墨,到天宝年间,改潞州为上党郡,此地所制墨遂称“上党墨”。唐代大诗人李白《酬给司马赠墨》诗云:“上党碧松烟,夷陵丹朱末;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诗中极言“上党墨”用料之精美,香气之馥郁,堪称珍墨,评价不可谓不高。
    唐代所辖地域辽阔,国力强盛,文化影响遍及更广大区域,制墨业亦随之扩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公元641年,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宗室女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完婚,随行手工业匠人中即有擅造笔墨者。后应松赞干布之请,又有许多造纸制墨的能工巧匠来到藏区。
    唐中宗时,应吐蕃赞普尺带珠丹之请,许嫁金城公主,一批造纸墨的工匠亦随行前往。几次入藏的内地制墨匠人,为西藏地区制墨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唐墨随着日本遣唐使和留学僧人的频繁往来,也流传到东氵赢,现日本古都奈良东大寺仍保存着唐代墨锭十余枚,其中一枚为唐开元4年所制。朝鲜在中华文化的长久熏习下,较早时便有了笔、墨、纸、砚的制作,到唐代已有质量颇佳的“大纸细墨”的输出,很受唐时士子们的欢迎。
    唐代制墨业的快速发展,使以往墨的型制由单一的圆形墨丸,发展到“乌玉块”、“蟠龙弹丸”、“双脊鲤鱼”等多种样式。当时,还有大型墨块的制作,其中尤以唐高宗的镇库墨为最,该墨“重二斤许,质坚如玉石。铭曰:‘永徽二年镇库墨’而不著墨工姓氏”。
    伴随唐代墨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制墨的名工高手,譬如墨官祖敏以鹿角煎胶为膏状而制墨,名闻天下。墨工王君德所制之墨,极为人称道,时人赞曰:“世有王君德墨,人间少得之,皆出上方。或有所得者,视为家宝也。”其墨之珍贵,于中可见。
    唐末经黄巢之乱后,战火不息,动乱不止,北方民众遭遇巨大灾难,不少北方士族及百姓、工匠纷纷南迁避乱,一些制墨良工亦在其中。当时的江南,社会相对稳定,南唐统治者李璟、李煜都是著名词家,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文风很盛,对重要的书写工具——墨自然有大量需求。于是,江南歙州迅速发展成名闻全国的制墨重镇。
    宋人晁贯之在《墨经》中记述道:“宣歙之松类易水之松,”“西山之松与易水松相近,乃古松之地,与黄山、黟山、罗山之松,品惟上上。”这里松多且好,加之此地经贸发达,交通便利,因而有条件成为极好的佳墨产地。
    河北著名墨工奚超举家迁到宣歙之地后,重操旧业。奚超父子在前人制墨工艺的基础上,改进了捣松、和胶等方法,所制奚家墨不仅烟质、胶质均佳,且调料匀、捶捣细,其先进的制墨之法,时人誉为“易水遗规”。
    南唐后主李煜对奚超所制墨极为赏识,对奚家赐以国姓,从此奚超易姓为李超,“奚墨”也易姓为“李墨”,其声誉一时名噪天下。据古人称,李墨品质之优确实不凡,其墨存放五、六十年后仍“坚如玉,其文如犀”,历数百年研磨尚有“龙脑气”,显见李墨之尊,并非浪得虚名。
    李超有子二人,李廷珪、李廷宽,二人承继祖业,均享有盛名,而廷珪声誉更高。南唐后主李煜曾特别征召李廷珪到宫廷任墨务官,所制墨专供御用。从此,李墨名气更大,人称“廷珪墨”,李廷珪也被后世墨业从业者奉为古代制墨宗师。在当时,廷珪墨与澄心堂纸、宣州诸葛笔和歙溪龙尾砚并称南唐文房四宝,直至宋时仍盛名不衰,廷珪墨依然被宋人尊为“天下第一品”。

宋墨辉煌  佳品迭出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他“杯酒释兵权”,削夺武将权力,避免藩镇尾大不掉,大力推行文治,致使北宋文事鼎盛一时,社会对墨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制墨业的发展。据史籍载,当时制墨业从歙州、黄山、黟州,迅速扩展至婺源、休宁,乃至整个徽州地区,墨业空前繁荣。
    宋代,墨业仍沿用南唐李廷珪之“对胶法”,但在样式上多有创新,使之既实用,又增添了观赏性。在宫中,李廷珪墨仍为御用首选,宋太祖凡写诏书必用廷珪墨,其后的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徽宗亦如是。甚至,北宋皇家建造“大相国寺”,其寺门亦用此墨涂染,可见宫廷对该墨钟爱的程度。淳化三年(992年),宋太祖命王著等模集镌刻《淳化阁帖》,凡十卷巨著,刻成后,以李廷珪墨所拓,墨色浓黑,视为珍品,时人称之为“李墨本”。
    据《遁斋闲览》一书载,宋大中祥符元年,有一朝中显贵,不慎将一锭李廷珪墨落入池中,未捞。一年后,又落入一金器,遂命人下池捞取,并将墨锭也捞了上来。此墨依然坚硬如初,光泽如新,该显贵视为珍宝而妥加收藏。宋仁宗时,李墨身价更是不菲,庆历年间,一锭廷珪墨可售钱一万,而宋仁宗每次在“群玉殿”宴请亲贵大臣,总以李墨作为珍贵礼品赐赠。到宋徽宗宣和年间,李墨更成了珍稀之物,以致“黄金易得,李墨难求”,其身价已逾黄金。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李廷珪墨一锭,上有清高宗乾隆帝题咏,可算是遗世奇珍。
    在宋代,文人对李墨也格外珍爱,北宋名臣文彦博、司马光和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苏东坡都曾极口赞美廷珪墨之佳。所幸李廷珪去世后,李墨仍后继有人,其弟廷宽、其子承洁、其侄承晏及承晏之子文用等,继承廷珪遗法,使李墨绵延不绝。宋人晁叙用有诗赞道:“君不见江南墨官有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后来承晏颇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齐……”可见承晏所制李墨确也不凡。大宋宣和三年,歙州改名徽州,李墨与其他墨工所制之墨,便统称为“徽墨”,每年以龙凤墨千斤纳为朝廷贡品。徽墨之名遂与湖笔并称,名噪天下,至今已近千年矣!
    从汉代兴起的松烟制墨法,沿用至宋,已历千余年,由于经年累月大量取用松枝制烟,致使大片大片的古松林被毁。到宋代中期,不少地区的松林资源几近枯竭,制墨工匠遂另辟蹊径,以桐油、石油、麻油、脂油取烟制墨,其法日臻完善,墨质亦佳,渐次为人们所喜用,此法遂盛行开来。
    黟州著名墨工张遇较早创制了油烟墨,他烧油取烟,配以麝香、冰片、梅片、金箔等加胶质而成。他所制之墨,品质绝佳,供宫廷御用,名震一时。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载:“宋熙丰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金箔,谓之龙香剂。”据传说,当时远在吉林长白山一带的金章宗,曾派专人前来购买他制作的“麝香小御团”墨,供宫中画眉专用。
    长江以南历来为我国桐油主要产区,四川、湖南、江西多有以桐油制墨者。宋代潭州(今湖南长沙)人胡景纯,专以桐油烧取烟质,再掺以药料、皮胶制墨,号称“桐花墨”。其墨硬而薄,成本虽低而品质甚佳,其墨色黑中泛光,尤为画家所喜用,时人赞曰:“点目瞳子,如点漆云。”
    宋时有一种用油烟、松烟混合制成的墨亦极有特色,四川墨工蒲大韶所制油松墨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蒲氏经大书法家黄庭坚指点,所制油松墨墨色深浓,胶水不重,极易于书写,入纸则愈见神采,深受士子喜爱。此外,有沈珪其人,以桐油、松枝、生漆渣燃烧取烟,其质黝黑,名“漆烟”,与药合制,其墨“十年如石,一点如漆”,亦为当时名墨。
    有趣的是,宋代科学家沈括对墨的制作也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来到陕西肤施,即今延安地区,发现当地有一物产,“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他将此物名之曰“石油”,并“试扫其煤以为墨,墨光如漆,松墨不及也。”石油烟墨因此而诞生,沈括将该墨取名为“延安石液”。他在《梦溪笔谈》中还特别指出:“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时而竭。”
    除了黑墨,宋人尚有朱墨,其制法亦颇讲究:“上好朱砂细研飞过,好朱红亦可。以梣皮水煎胶,清浸一七日,倾去胶清,于日色中渐渐漉之,干湿得所,和如墨梃。于朱砂中研之,以书碑石,亦须二月九月造之。”朱墨多用在书丹刻石、作画,或官府文书,用量远不如黑墨。
    随着宋代制墨业的空前繁荣,制墨名家高手纷纷涌现,今见于典籍著录者即有三十余人之多。安徽歙县人潘谷一生致力于墨业,其“布衫漆黑手若龟”,所制之墨,遇湿不败,香彻肌骨,墨研至尽而馨香不衰。其所制“狻猊”、“松丸”、“枢廷柬阁”等墨,均被誉为神品,极受宫廷显贵喜爱。被苏东坡誉为“墨仙”的潘谷不仅精于制墨,而且善于辨墨,他“揣囊知墨”的绝技百无一失,令人惊叹。据记载,潘谷曾用价廉的“高句丽墨”,即朝鲜墨,以杵研碎后再加胶料制成墨,亦为上等佳墨,但此种墨因系旧墨再制,故时人称之为“再和墨”,价位自然也略逊一筹。
    此外,南宋有一制墨名家叶茂实,以墨质精纯而著称,元人陶宗仪说:“茂实得法,清黑不凝滞。”巧合的是,1978年春,在江苏武进县一座南宋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半块残墨,经专家考证,该墨为叶茂实所制。其墨质地坚硬细腻,犹有光泽,足证古人所言不谬。
在宋代,制墨、品墨已上升为一种文化。北宋名臣司马光尝对茶墨优劣标准相左而予以品评,他说:“茶欲白,墨尚黑;茶欲新,墨贵陈;茶欲重,墨尚轻。”可见,司马温公亦为此中行家。宋徽宗赵佶昏庸无能,一手断送大好河山,但其书画造诣却非比寻常,所绘人物、禽鸟,独步一时,首创“瘦金体”书法,亦蜚声古今。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制墨行家,明人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记述:“宋徽宗尝以苏合油搜烟为墨,至金章宗购之,一两墨价,黄金一斤,欲仿为之不能,此谓之墨妖是也。”据野史记载,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将制墨秘法亲授给金华墨工潘衡,其后,潘衡依法制墨,其墨质极佳,且色泽不凡,上面印有“海南松烟”、“东坡法墨”等字样。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制墨专著也相继问世,如苏易简的《墨谱》、晁贯之的《墨经》,赵希鹄的《洞天清录》等等,为后人留下大量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