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墨传奇（上）
文／ 王学信
作者简介：王学信，北京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
作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一的墨，其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记述、传承功能上历来占有重要地位。墨史久远，适与中华文明进程同步，而墨至今仍在书法、国画等诸多领域绽放异彩，亦足令炎黄子孙为之深感自豪。
墨的最早发现和砚一样，因找不到确切的发明人，故传统上便归属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轩辕氏。东汉和帝时的兰台令史李尤在《墨研铭》中称：“书契既造，砚墨乃陈”，将文字、砚和墨的发明、使用都统归于黄帝时代。然而，这只是传说和想象，并非真实的历史记述。
那么，墨是何时开始使用的，其依据又是什么呢？
先秦古墨 源远流长
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发现了原始古砚，砚台旁有黑色颜料数块，为天然颜料氧化锰，是为原始天然墨料。姜寨遗址属仰韶文化初期，距今已有600年历史。1982年，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发现，地面两个人形和两只动物的绘画为炭黑绘制。这意味着中华先民在探索早期墨料的应用上，时间可上溯至距今6000到10000年。
到了夏朝，早期墨便多用在祭器的制作上，韩非子记述道：“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此说必有所依据。商代随着文字的使用，墨开始更多的应用于书写。著名古文字学者董作宾说，他在殷墟出土的三块甲骨上，曾发现几个残缺的毛笔字，且墨迹犹存。另有学者也发现，殷墟甲骨上有用毛笔书写的朱书和墨书。1937年，美国学者通过化学分析，证实甲骨文中凡红色者均为朱砂所写，黑色者则为炭素单质所书，即炭黑。此外，上古时期亦有以“树汁为墨”，或以墨菊取其汁书写，以及用乌贼墨囊所贮墨液书写的，所用均属天然墨料，未经人工制作。那么，人工制墨又始于何时呢？
相传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有个名叫邢夷的人在溪边洗手，将水中飘来的一块松木炭拿在手中把玩，将手染黑。他把木炭带回家中，研成细末，以水拌和，但炭末松散，难以成形，便顺手将家里的稠粥与炭末拌在一起，随后将其捏制成扁的、圆的墨块，晒干后果然好用。从此，人工制成的墨块便开始流传。明人专著《述古书法纂》称：“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
传说未必就是史实，但也决非空穴来风，此一历史时期出现最早的人工墨是可信的。西周初期，在周武王和周公的治理下，社会经济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文字开始广泛使用，并出现了最早的竹、木简书，其字迹均为笔墨书写。西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写道：周时“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
同时，墨在古代土木工程中也得到广泛运用，因而“绳墨”一词后来竟引申为规矩、法度、原则等等，礼记中说：“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司马迁说：“惟木从绳则正。”屈原在《离骚》中亦使用该词义谴责朝中奸佞：“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此外，当时的墨还真的用于刑律，称为“墨刑”，亦称“黥刑”，为五刑之最轻者，在罪犯面部或额部刺字，涂以墨色，终身不褪，以示惩戒。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通常在竹简、木简上以笔墨记事，但也出现了早期的帛书。明人罗颀在《物原》一书中追述：“邢夷作墨，史籀始墨书于帛。”罗颀所述，当有所依据，可惜的是，未见西周实物，仍难断言。不过，墨子曾指出：“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于此可知，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以笔墨载之竹帛的普遍性。
遗憾的是，丝织品极难保存，俗谚云：“陈丝烂如草，陈布贵如宝。”迄今为止，考古仅见战国帛书一件。该帛书于1942年由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长38．7厘米，宽47厘米，全文900余字，为笔书墨迹，内容有天象、四时的神话与诸多禁忌，现珍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值得庆幸的是，战国简牍则发现较多。1953年，湖南长沙仰天湖战国墓出土竹简43枚；1954年，湖南长沙杨家湾战国墓出土竹简72枚；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竹简239枚；1965年，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竹简30余枚；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1100余枚；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00余枚；1986年，湖北荆门市包山２号秦墓出土竹简282枚，同年，甘肃天水放马滩１号秦墓亦出土竹简460枚。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酉水河畔的里耶古城遗址，秦代属洞庭郡迁陵县，发掘一秦代古井，出土秦简36000余枚，为秦代官方文书，约有数十万字之多，竹简上记述的乘法口诀表竟与今日无异，其他文字尚在整理破译中。以上简牍文字均为笔墨书写，墨迹至今清晰，显见当时制墨水准已不低。有趣的是，1954年，在考古挖掘长沙杨家湾战国墓葬时，除了72枚竹简外，还发现了一只竹筐，盛着满满一筐黑色墨块，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战国古墨”。
在这一时期，朱墨仍被人们使用。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精美的玉片、石片5000余件，其上多有毛笔书写的字迹，除黑墨外，不少是朱墨所书，朱墨即朱砂，其中有近800件的字迹可以认读。
秦汉古墨 长足发展
秦汉时期，人造松烟墨大量出现，由于形制尚未如后世般固定，只是信手捏成或圆或扁的块状，因此在使用时不能直接用手拿着去研磨，先要用研磨石将其压碎、研细，方可使用。也正基于此，先秦乃至西汉的古石砚，都必配研磨石。不过，偶尔也有例外，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圆柱形墨块，似可看作后世墨锭的雏形。该墨块虽历经两千多年，墨色如漆，紫光依然，仍可直接用来研墨书写，其墨质之佳，于此可见一斑。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的发掘中，人们发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碎墨块，与秦墓墨块一样同属早期松烟墨。
可以肯定的是，东汉时期直接用手拿着研墨的墨锭开始大量使用，这从东汉墓葬石砚已不再配有研墨石的情况得以证实。前些年，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五锭残墨，墨质坚实细腻，漆黑亮泽，显然系松烟所制，并经墨模压制而成。这一发现，为东汉形制墨的使用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汉代墨的产量颇丰，但多集中在今陕西一带，如扶风、延州和隃麋地区。上述地区均生长着大面积的茂密古松林，人们烧松枝取烟质，再添加胶质、药料等制墨，所制松烟墨享誉于世。其中隃麋之墨最佳，成为宫廷官府不可或缺之物。当时还有一种特制香墨，内掺麝香、冰片等昂贵香料，为皇家特享之供品，史籍载：“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可见此种香墨之珍贵程度。
值得提起的是，在松烟已成为制墨的主要材料时，依然有不少人继续使用“石墨”来书写。“石墨”就是烟煤，古代亦称“石涅”、“石炭”。建安年间，曹操在邺地建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而冰井台即为藏石墨之所。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邺都铜雀台北曰冰井台，高八尺，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当然，此种石墨只是原材料，还要做后期加工，方可使用。
事实上，在三国时期，魏国京兆人韦诞已成为享有盛誉的制墨名家。韦诞字仲将，善辞章，尤工书法，魏明帝太和年间，为武都太守，后以能书在朝廷任侍中，魏国宝器之铭文题识，多为其所书。作为著名书法家，韦诞不仅善于制笔，撰有《笔经》，且精于制墨。他广采前人长处，精选上等松烟，再辅以优质皮胶，并掺以麝香、冰片、珍珠等珍贵药材、香料，所制之墨人称“韦诞墨”或“仲将墨”。该墨馨香浓郁，光泽亮丽，且防虫防腐，享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之美誉。
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乃当时墨书真迹，历经一千五百余年历史沧桑，字迹清晰，墨色不减。陆机所用，真佳墨也。或许，他使的便是“韦诞墨”。
南北墨业 各领风骚
西晋立国不久，惠帝时贾后乱政，继而历经“八王之乱”及因之导致的“五胡乱华”，中原战乱不息，士族大举南迁，江南制墨业沿袭汉魏制墨工艺，利用江南松林资源，遂有长足发展。
江西庐山所产松烟墨，即为东晋时名墨，东晋大书法家卫夫人曾称赞此墨：“其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角胶，十年以上，强如石者为之。”1974年，江西考古工作者在南昌东晋墓中发现两枚墨块，一为圆柱形，一为长方形，该墨成分与现代墨基本相同，还可用来书写，可见墨质之佳。
南北朝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北方文化亦有一定发展，河北易州所产“易墨”崭然而露头角。易水流域多参天古松，人们大多从事松烟墨制作，且品质极佳。“易墨”与当地名砚“易水砚”同时享誉于世，并被南朝王僧虔将其与江南剡溪之纸相题并论，称“剡纸易墨，入妙通灵”。当时，墨的制作工艺已相当规范，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述“合墨法”时指出，好醇烟捣讫，要以细绢筛去草莽、细沙、尘埃，如此制作的墨，方为精品。
除松烟墨外，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一种以漆烟、松烟和烟煤等混合制成的墨，形圆似丸，故称为墨丸。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一书中曾追述：“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所以，晋人用凹心砚者，欲磨墨貯沉耳。自后螺子墨，亦墨丸之遗制。”
南朝宋时有制墨名家张永，“纸及墨皆自营造”，名闻遐迩。后来，宋文帝批阅奏章，因内侍未能及时进呈张永所制墨，遂感叹“供御者不及也”。乃诏张永至宫中特别制作御纸御墨。据时人虞和《论书表》所说：张永“合秘墨，美殊前后，色如点漆，一点竟纸。”可知张永之墨，确有过人之处。
有趣的是，在北朝，墨除了用于书写和绘画外，罚喝墨汁竟成了一种惩戒手段。据唐代李百药《北齐书》中记载：北齐门下省侍中和给事黄门侍郎，要求地方各郡官员向朝廷奏报的各种文书，必须抄写工整，字迹清晰，否则，“凡字迹潦草滥劣者，罚喝墨水一升”。这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当时官场上草率从事、极不负责任的文风。后来，此法亦被当时的学堂采用，凡考试成绩低劣者，也要罚喝墨汁若干，以示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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