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砚寻踪 （下）
作者：王学信
明代砚林 美轮美奂 宋末元初的大规模战乱和蒙元统治者的残暴、野蛮，极大地破坏和摧残了全中国范围内的经济与文化，丁壮捐尸荒野，老弱死于沟壑，民生困顿，文化凋零，制砚业进入有史以来的最低谷。百年元史，制砚业乏善可陈，惟广东端州下黄岗人马世宁可算一个特例。元代端坑封闭，少量砚工为生计所迫，间或做些石砚。善于巧思的马世宁偶得一方端溪砚石，构思三个月，再以一年时间精雕细琢，完成一方“爵禄封侯砚”。该砚四周雕有梅花鹿、猴子、鸟雀和蜜蜂，形象逼真，生动有趣，为元砚中极难得之珍品。
值得提起的元砚中尚有松花石砚，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便有一方此砚。松花石产于长白山通化地区，相传古松入水千年，液浸膏润，历久化为石，十分珍贵。以此石制砚，有贮水、发墨、益毫等特点，该砚为前朝所未见。
随着蒙元统治者被驱至漠北，明代中原文化逐渐得以恢复，制砚业最终走出低谷，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这一时期砚材来源更加广泛，工艺日臻完美，新品、名品迭出，呈现出元代殊难比肩的繁荣。
明永乐年间，端州水岩重开，其后成化、万历年间续开不绝，宣德年间又新开砚坑——宣德岩。宣德岩砚石多以猪肝色为主，兼有苍灰、蓝紫诸色，其石质温润细腻，与水岩砚石同为上乘砚材。明代端砚的制作，在远追唐宋制式的基础上，又开拓出更多的随形砚式，即根据砚材的天然形态纹理，以确定砚的形制及图案，再经雕琢，使之妙趣天成。此类砚式有瓜果形、器具形、蚕形等等，纹饰图案则更为丰富多彩，从仙佛人物、花鸟虫鱼，到山林草木、水畔渔舟，靡不备具，其中尤以云龙、飞凤、松鹤、云蝠、仙桃、灵芝、玉兰、花樽等富于吉祥寓意的图案为多。
明代学者陈献章有一方云龙端砚，以石眼为龙眼，龙首现于云中，立体感颇强，现藏广东省博物馆。明代顾从义摹刻的石鼓文端砚，砚的四周和池头、砚背刻有秦代石鼓文残字四百三十四个，属难得的端砚珍品，且是研究秦代石鼓文的上好文物资料。
兴盛于唐宋的江西歙砚，元代一蹶不振，到明代亦因石源枯竭而未见起色。基于同样原因，唐宋四大名砚之一的甘肃洮砚也日趋式微，几近绝迹，偶有所制，也成为单纯的工艺品，如传世的明代“十八罗汉”洮河砚，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惟独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驰誉唐宋的山东鲁砚，明代仍居重要地位，传统名砚如红丝砚、紫金砚、墨玉石砚等仍有出产，但数量稀少，已不敷市场所需。一些新砚材的发现，随之迅速崛起，赢得人们青睐，“田横石砚”即是其中之一。据明嘉靖《即墨县志》载：“田横石可琢砚。”该石产于即墨城东一百华里处的田横岛，并因以得名。田横石温润不燥，质地细密，色呈纯黑，间有金星杂陈，下墨颇爽利。加之田横之名享誉千古，田横石砚迅即跻身名砚而无愧色。
明末“多蝠砚”的问世颇有些传奇色彩，清人王渔洋《池北隅谈》记述道：“邹平张尚书崇祯间游泰山，宿大汶口。偶行至汶水滨，水中得石，作多蝠砚。”此砚一经问世，即被传为奇物。原来，该砚石或为土黄，或为棕灰，石中有古生物遗存，实为远古三叶虫化石，形态宛若飞燕或蝙蝠，亦有如蜜蜂、蜻蜓者，其形酷似浮雕，有极强的立体感，乡人俗称“燕子石”或“蝙蝠石”。该石质地坚密，细腻润泽，所制之砚，洁净有光，手抚若婴儿肌肤，且呵气凝珠，因而成为鲁砚中难得之新品。１９８７年，天津博物馆举办“中国砚史展”，展出一方大可盈尺椭圆形燕子石砚，砚体四周有近百只振翅欲飞的“小蝙蝠”，十分引人瞩目。
明代各地，亦不断有新砚石被开采，京城“紫石砚”即为北砚中的佼佼者。自从京郊门头沟潭柘寺老虎山一带发现优质砚石后，立即引起宫廷关注。明英宗年间，宫廷派专人组织砚工在老虎山一带划界采掘御用砚石。如今，在当地还留有上书“内宫监紫石塘界，钦差提督马鞍山兼管理工程太监何立”字样的石碑，以及当年修建的监工台等遗迹。潭柘紫石砚为含红柱石质之水成岩，呈紫猪肝色，因其红柱石粒分布均匀，石质缜密坚实，晶莹温润，细腻光亮，为不可多得之珍品，遂成宫廷御用之物。
产于甘肃河西走廊嘉峪关黑山峡的“嘉峪石砚”，有青、绿等五色，且具石质润泽、不废毛、不伤墨等三德而为一时佳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兰州明嘉靖兵部尚书彭泽墓冢出土一方仿古琴石砚，即为嘉峪石所制。
产于东北长白山通化地区的松花石砚，因其温润如玉，质坚而细，色嫩而纯，滑不拒墨，温不滞笔，故而深受人们珍爱。由于该石呈深绿、浅绿多色，故享有“松花玉”之美誉，加之石内含磷，对书画防虫蛀颇有效用，更被列为明砚之妙品，并成为宫中御砚。
明代亦有大理石砚，通常都有白、黑、灰、绿等颜色的花纹，泛有美丽光泽，发墨护笔，也受到人们喜爱。１９８６年，湖北曾出土一方大理石砚，砚体三侧雕有精美花纹图案，一侧有“永乐癸未年”的题记。此外，产于四川合州嘉陵江鼻峡峡口的“嘉陵峡砚”、衢州开化县的“黑石砚”，以及山西五台山的“台砚”，也为明代一时之选。
明代澄泥砚的制作比以往更加精致、考究，山西绛县的澄泥砚便受到皇帝赏识，因而誉冠群芳。该地高手云集，技艺超卓，每精选汾水之泥，置于绢袋，经流水长年冲刷后制坯烧制，通过控制窑火温度分别烧出虾头红、玫瑰紫、鱼肚白等异彩，且抚之若石，呵气生津，发墨利毫，为它砚所不及。据记载，当时湖北咸宁人齐讷庵所制瓦砚，其品质不逊于铜雀台瓦，而昆明人康浩制陶砚更有秘法，他将玉屑和泥土在袖中团弄，再制作成砚，人称“康砚”。
对名砚的养护，明人亦颇有研究，砚匣多以紫檀、乌木、金丝楠木等珍贵木材制作，且讲究以水养石。明人屠隆称：“凡砚池水不可令干，每日易以清水，以养石润。磨墨处，不可贮水，用过则干之，久浸则不发墨。”同时，还要注意保持砚台的洁净，故时人有“宁可三日不洗面，不可一日不洗砚”之说，个中经验，今人颇可借鉴。
前清名砚 传世奇珍
清代中期以前制砚业空前繁荣，无论砚材种类、制作工艺、还是装潢纹饰、砚匣包装，既传承历史，又超越先人，取得傲视古今的杰出成就。可惜的是，清季以降，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制砚业也日渐停滞、衰败，直至奄奄一息，勉强残喘而已。
清代最名贵者仍属端砚，清人潘次耕《端石砚赋》云：“其质则腻若傅粉，缜密如丝；润若含冻，柔若凝脂。其色则渊然而光，黝然而泽；望而有形，抚之无迹。南离炳辉，蒸为紫云；马肝纯色，火痣间纹。芙蓉出水以照灼，初阳升天以鲜新；美人薄醉而酡颜，天孙七襄而锦文。”将端砚描述得如此美轮美奂，实有怡情夺目之感。
清康熙年间，在明坑宣德岩附近又开一新坑，因洞口大而朝天，故名“朝天岩”。该处砚石质地细腻，色呈紫蓝，且砚石中有独特之青苔斑点，为它石所无。雍正、乾隆时，水岩又得以开采，并新凿麻子坑。该坑石质坚实细腻，色彩丰富，有青花、火捺、蕉叶白诸品，并有石眼名品，质地之优，不逊于老坑砚石。嘉庆元年和嘉庆六年，曾两次开掘水岩，所获甚丰，其后“老坑石几尽，坑闭不复采。”不久，山民又发现了新坑——茶坑。清人吴兰修在《端溪砚史》中记述：“嘉庆初，山民始掘之，持至端州，砚工见之，始采为砚。”茶坑砚石中常有火捺、绿眼，且多绿脉，十分珍贵。嘉庆中晚期，该砚石与麻子坑砚石便替代老坑砚石，制砚以供奉朝廷。
嘉庆二十四年，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蒙特恩赏宋版四书五经各一部，并赏端砚四方，徽墨四匣，湖笔四十枝，绢笺四十张，使衍圣公深感殊荣。此中四方端砚，想来便是此茶坑砚石所制之贡品。
道光八年，由地方官县丞陈铨主持重新在水岩采石，获优质砚石数百枚。光绪十六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官商合办组织人工开采水岩，以备贡品，获佳石大小凡数千枚，此次开采水岩遂成晚清绝响。由于嘉庆以来，端溪砚石日渐稀少，因而迫使艺人以工取胜，从构思到制作，精益求精，端砚竟成案头陈设之精致工艺品。
传世清代端砚佳作均为当时名工所制，天津博物馆藏有一方清初制砚国手王岫君的代表作，该砚依原石之天然形态为山水，雄浑精致，构思奇巧，有不可多得之誉。天津艺术博物馆另藏有福建闽侯著名砚工谢士骥所琢蕉叶白海天旭日砚。该砚四周雕有海浪浮云，圆形砚池恰似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最奇处是砚左上角有一天然碧绿石眼点缀其间，与红日相映生辉，极有情趣。清代苏州人顾二娘是砚工中难得的女性高手，其作品高雅华美，名闻朝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她的两方传世佳作——飞凤流云砚与洞天一品砚。
山东鲁砚在清代依然占有重要地位，青州临朐的红丝砚和龟石砚仍名重一时，惟数量极为稀少；曲阜的尼山石砚，质坚色黄，纹理细腻，且出自孔子故里，只是得之不易，颇为时人所贵；莱芜的燕子石砚堪称妙品，惜之数量无多，殊难一见。
江西歙砚的生产，在清代仍未有起色，因石材难以寻觅而产量绝少，佳作更是罕见。所幸安徽省博物馆和歙县博物馆均藏有清代歙砚实物，虽非精妙，但可证明有清一代，歙砚并未绝迹而已。
松花石砚在清初仍有批量开采，但为皇室所垄断。当时清廷内务府曾设有皇家砚工专司其职，所制松花石砚供皇帝御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松花石砚即有康熙、雍正御笔题款。其后，因松花石产地通化地区为清廷龙兴之地，被列为皇家风水禁地，松花石的开采遂告终结。
正当历代名砚因石源日渐枯竭而难有发展之际，清代中晚期的贺兰砚却异军突起，引起世人瞩目。贺兰砚石采自银川西北贺兰山之笔架山下，为泥质页岩，石质匀密，刚柔相宜，绿紫二色，交错叠压，别有一番意趣。令人饶有兴味的是，不少砚石竟生有端砚石的天然石眼，以至人称“贺兰端”。贺兰砚发墨利毫，耐用不干，素享“存墨过三天”之美誉，颇受士人青睐。
始于唐代的天坛砚，因一段特别因缘而在清代名声大噪。天坛砚产于河南济源县天坛山相邻之磨脐山盘谷地，乾隆帝曾考证天坛山盘谷寺的由来，并御制《盘谷考证》一文，刻在寺后崖上。其后，不少名人到此登临瞻仰，盘谷遂名闻遐迩，天坛砚，即盘谷砚，随之身价百倍。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赞此砚：“石出盘涡，阅岁孔多；刚不露骨，柔足任磨。此为内介而外和。”
此外，自康熙时起，贵州思砚也被列为宫廷御砚。该砚以产于贵州省思州的金星石琢成，因质地坚润，发墨惜毫而为世人所重。与此同时，北京西山潭柘古寺所产紫石砚也进入宫廷，现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古砚中，即有数方精美的潭柘紫石砚。
清代嘉庆年间，湖南菊花石砚开始引起人们关注。菊花石砚取材湖南浏阳河中的一种石头，该石因天然生有晶莹洁白、状若菊花的纹理，故人称“菊花石”。砚工依照灰黑色石上之雪白菊花纹，因势造型，精心雕琢，遂成湖广名砚。
晚清同治年间，云南苴却县出一种佳砚，名苴却砚。该砚质坚细密，润泽保湿，其色雅丽，且砚上石眼晶莹多彩，酷似鸟兽之目，因而广受推崇。１９１５年，苴却巡检宋光枢精选三方苴却砚，远赴美国参加“巴拿马运河通航万国博览会”，深受好评，被推为中华文房珍品，扬名域外。
清代乾隆时，著名的漆砂砚也享誉一时。扬州人卢映之擅雕漆工艺，他仿制的北宋宣和年间内府漆砂砚精妙无比，其孙卢胜似较祖父更胜一筹。爷孙俩所制漆砂砚以石砂、漆和纸为原材料，其形质类澄泥而绝轻，入水不沉，历久不变，精雕细刻，士林珍之，堪称古砚一绝。
纵观中国古砚，启自上古，逮至明清，可谓源远流长，而其间名砚迭出，琳琅满目，亦不可胜记矣！然砚林之兴衰，竟与国运民生如此紧密维系，则属不争之事实。故于砚史亦可窥国史于一斑耳，嗟乎！
（编辑：徐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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