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砚寻踪 （上）
作者：王学信
砚，俗称砚台，系我国独有之研墨、调色器具，历代被文人视为“文房四宝”之首。
砚自六千年前发轫之始，屡经沿革，凝聚着无数能工巧匠、文人墨客的智慧与辛劳。历朝历代，名砚迭出，砚本身已成为集材质、雕刻、书法、绘画等诸多艺术于一身的实用工艺美术品，且历数千年而不朽，实为我中华古老文明之一大奇观。
先秦古砚 源远流长
相传，我国远古先民曾以蚌壳为“砚”，取其制作简捷、方便，而后世之砚则多以石材制成。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砚，石滑也。”可见中华先民在造字之始，即确定砚主要是由质地细腻、其性滑润之石质材料所制。
那么，石砚究竟源于何时？宋人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记述：“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显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作为上古“箭垛式”人物，古人往往将诸多文明器物的发明权归属于黄帝及其妻子嫘祖，而石砚之发明亦不例外。
近年考古发现，在距今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了当时人们制作彩陶时用以研磨、调制各种颜料的石盘，其上仍有研磨痕迹及残存颜料，该石盘粗糙、原始，但可视为石砚之祖型。１９８０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考察、挖掘时，意外发现一块上面盖有石盖的石砚，砚旁放有黑色颜料数块，其形制与后世相似，人为艺术加工明显。该遗址属仰韶文化初期，距今已有六千余年历史，姜寨石砚堪称已发现的“中华第一古砚”。
殷商时期，随着文字的成熟和广泛使用，砚的形制开始规范化，并被赋予审美功能。１９７６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各种玉器７５０余件，其中有一方形玉砚，三边有框，底部雕有一对鹦鹉，造型洗练，形象极为生动，其雕工之精，令人惊叹。当然，如此玉砚只有商王权贵方能享用，寻常人当无由问津。
对于先秦古砚，古人曾记载说：“鲁国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制甚古朴，盖夫子平生时物也。”孔子一生，笔耕不辍，孔庙曾存有孔子石砚一说，应非子虚。传说孔子于公元前５２５年秋，来到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眺望大海，见海天壮阔，一时激情迸发，援笔在一大石上题写了“石砚”二字，后人因称此石为“孔子砚”。现此石仍在孔望山最高处，该石东端人工凿成方形平面，正中有尺余盘形凹刻，四周围以８个椭圆形凹刻，大石厚壁则刻有古隶“石砚”二字。
秦代石砚由于近年考古发现，使我们得以一睹真容。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在湖北孝感地区云梦睡虎地一秦代古墓中，除笔墨简牍外，还发现一件石砚。该砚为鹅卵石粗制加工而成，并附有研墨石一枚，砚与研墨石之磨面均见残墨痕迹。显见秦砚多突出实用功能，而不刻意雕琢，其民风淳朴可知。
汉代古砚 异彩纷呈
汉代经济、文化均有长足发展，砚被普遍应用，制砚材料随之更为广泛，虽以石材为主，亦有少数玉砚、陶砚、金属砚、漆砚出现。其造型以圆形、长方形为多，另有龟形、山形等，雕凿工艺日趋精细，装饰性更为突出。
西汉时，墨锭尚未出现，仍将墨丸置于砚中，以研石压磨后书写，因而西汉石砚沿袭先秦，多带有研石。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湖北江陵张家山三座古幕出土的两件圆形石砚，都附有卵石所制研墨石。１９７８年，在山东临沂市金雀山西汉墓中发现一件盒装石砚，木胎漆盒中还专设一长方形小槽，专门放置研墨石。有趣的是，漆盒底部有一不规则之小槽，与研石槽相通，内存若干芝麻粒大小的墨丸，布局、设计之巧妙，足见古人智慧。
因汉代尚无桌椅，人们仍席地而坐，依矮几书写，砚要放在地上，为砚身平稳及易于移动，有足砚随之而生。
１９５６年，在安徽太和县双古堆西汉墓中即出土一方石质有盖圆形三足砚，盖呈斗笠状且有鼻，上刻两条有鳞兽，砚底三足刻有花纹，现藏安徽博物馆。１９５３年，安徽巢县柘皋出土一汉代“瓢形双足陶砚”，后端有双足，前俯而后仰，低处蓄墨，高处膏笔，亦见其巧思。
汉代陶砚使用较普遍，各种形制，异彩纷呈。现存汉代龟形陶砚，有直颈、曲颈单龟，有交颈接尾双龟，砚盖为龟背，上刻龟背纹，十分精巧可爱。汉代陶砚中的“十二峰陶砚”堪称典范之作，它奇峰竞秀，一柱擎天，颇具观赏性。汉代澄泥砚是汉代首创之陶砚新品，它依照选料、淘沙、揉制、脱模、焙烧等系列工艺精制而成，在吸水、受墨、护毫等方面，均胜于其它陶砚，著名的“澄泥虎符砚”即是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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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砖瓦砚亦属陶砚之一种，其法是将砖瓦凿出一小池，打磨平整后，于三伏天在阳光下晾晒多日，或以小火炙烤，顺势在砚面上涂蜡，使蜡质慢慢渗入，以防透水。现广东某地一黄姓渔民家中，便珍藏一块以未央宫东阁瓦制成的大砚，造形古朴大方，十分美观，上有木制砚盖。据说，以此砚储水，可数日不干。
在汉代，玉砚属天子专用，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载：“汉制，天子……以酒为书滴，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宋人认为：“玉出光为砚，着墨不渗，甚发墨。”天子富有天下，自然要以最贵重、最优质之物为自已享用，编户之氓，岂可望其项背？而著名学者、辞赋家杨雄当时亦只能用铁砚，该铁砚传之后世，亦为后人宝之。宋人高似孙《砚笺》记述道：“洪崖先生欲归河内，舍人刘守璋赠以杨雄铁砚。”此即确证。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时，原先习用的小墨丸已由有形制的墨锭取代，纸的使用也日趋广泛，致使砚脱离研墨石，自成一体，也更趋于简便，促进了砚自身的发展。
１９７２年，在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一漆匣石砚，便已没有研石，河南洛阳市博物馆藏一东汉圆形带足砚，也没有研石。当时，东汉石砚多为圆形三足砚，且砚面较浅，图案浑朴，颇显大气。
此外，东汉随着漆器工艺的发展，也出现了漆砚这一新品种。同时，为保护颇为考究的石砚，每以漆盒装之。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少量精美的鎏金铜质砚盒，这当是权贵豪门所用。
魏晋古砚 举目琳琅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石砚、陶砚、金属砚继续发展，愈加完美，并出现了最早的瓷砚。
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在《艺文类聚》中说：“魏武帝上杂物疏曰：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一枚。”三枚纯银砚显然专为其所用。有趣的是，曹操当年所建铜雀台，其台瓦均成为后世制砚的绝好材料，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铜雀台瓦与普通砖瓦不同，它是先用澄滤过的上好泥土与胡桃油搅拌，再掺以黄丹、铅锡等矿物，精心烧制而成，所以，“铜雀台瓦砚体，质细润而坚如石，不费笔而发墨。”这种澄泥工艺为后世澄泥砚的制作创立了典范。
晋代石砚以“右军砚”，又名“羲之砚”最为著名。该砚形制“头狭四寸许，下阔六寸许……足狭长，色紫类温岩，中凹成臼，”形状颇似后世的簸箕。据说，书圣王羲之当年在山东故里——古琅玡郡拣石刻砚，所制之砚为时人推崇，遂成定制。除此之外，晋代亦不乏精雕细刻之石砚，近年在河南洛阳晋墓中曾出土一方石砚，砚池四角雕有龙头、卧虎、灵龟及圆形水池，砚底镌刻莲花纹饰，俨然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东晋时，瓷砚已问世，其制法以高岭土为胎，外施青釉，以１２００摄氏度高温烧制。砚呈圆形，砚足为蹄形，或三足，或五足。江西永丰曾出土东晋一方三足圆形瓷砚，江苏南京东晋墓中也曾发现两方瓷砚，可见当时瓷砚使用的普遍性。南北朝时，瓷砚与东晋相沿袭，形制无大差异，湖南长沙和江西永丰都曾出土南北朝五足瓷砚。
这一时期，其它品类的砚台也丰富多彩。据史籍记载，晋代册封太子时，皇帝亲赐漆砚以为慰勉。晋人张华曾取河蚌为砚，名曰“蚌砚”，另外，晋武帝司马炎为褒奖他所撰《博物志》，特赐其一方青铁砚。此外，晋人傅玄所撰《砚赋》中还有关于木砚的记载。１９５７年，安徽肥东县出土一件南朝铜蟾蜍砚，遍体碧绿鎏金，蟾蜍身上以红、黄、蓝宝石镶嵌，极尽豪华奢侈，可称当时铜砚工艺之极品。
（编辑：徐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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