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诺贝尔奖之路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人生传奇

 文（原创）：王学信

 作者简介：王学信：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曾任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等。

    ９月１６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８５岁的杨振宁博士健步走上大会主席台，面对５００余名全球华商领军人物，幽默而谦虚地说：“有人会想，我不是经济学家，面对身在商海中的华商，讲经济的话题可能不够专业。但是，我更愿意被认为是爱思考的人，这种态度应该值得鼓励。”话音刚落，立即引来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随即，杨振宁做了题为《对全球ＧＤＰ猛增的反思》的热情演讲。
    这位在半个多世纪里与粒子、分子、量子打交道的著名华裔科学家，以他特有的激情描述中国的巨大变化：“我１９２２年出生在合肥，度过了６年难忘的时光，那时合肥只有几万人，而今天合肥已经变成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它巨大的变化令人惊叹，而这种变化，还出现在中国其它地方。”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源于七大要素：勤俭民风、艰苦耐劳、无种姓制度、长久统一之传统、扫除文盲、高速基本建设和安定的社会。前四个要素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所致，而后三个要素则是中国政府的政绩所在。同时，他特别强调，全球华侨华人工商界领袖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次“思想的盛宴，学术的讲台”，耄耋高龄的杨振宁，思路依然敏捷，逻辑照旧缜密，他纵横古今，游刃于环球科技、经济与文化诸多领域，满腔热情地呼吁：２１世纪各个领域都需要相互交流，物理学要与经济交流，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也要交流。“相信我这个做科研的与工商界领袖的交谈，对彼此都有益处。”杨振宁近一个小时的精彩演讲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武之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安庆当时亦名怀宁，父亲便给他取名“振宁”，“振”是杨家的排行，“宁”则指怀宁。小振宁刚满周岁时，父亲便考取了安徽省留美公费生。出国前，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合影，照片中，杨武之身着长袍马褂，小振宁则一脸稚气。
    两年后，杨武之从美国寄回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留影，西装笔挺，风姿英发，从母亲口中，小振宁知道这位年轻英俊的男士便是他的父亲。后来，他才知道，父亲１９２３年秋入斯坦福大学，翌年获取理学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１９２８年夏，父亲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带着不满６岁的振宁到上海去接他，这才再次看到父亲，而在他眼里，父亲事实上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杨振宁的早期教育来源于母亲教他认识的三千多个汉字，以及他在私塾里诵读过的《龙文鞭影》。在上海见到父亲后，父亲问他念过什么书，他说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说：“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父亲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那一年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父亲教他英文字母，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教他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作为数学系教授，学贯中西的父亲并没有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教他读了不少唐诗，至少也有三、四十首，并给他讲解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天干地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六爻等中华文化要素。在那一年，杨振宁还跟父亲学会了下围棋，但父亲开始要让他１６子，后来渐渐成为让９个子，但他始终未谙“真传”，直至１９６２年父子在日内瓦相聚时，父亲还要让他７个子。     厦门大学任教一年届满，杨武之改任清华大学教授，一家三口于１９２９年秋迁入清华园西院１９号，那是一所四合院。清华园八年在杨振宁记忆中美丽而幸福，“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候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杨振宁在９岁、１０岁时，便显示出其数学天份，１１岁入初中更是“崭然露头角”，但父亲并没有教他解析几何或微积分，而是在他初一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自己的得意弟子丁则良教他读《孟子》。丁先生学识渊博，不只教他《孟子》，还给他讲授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知识，而这是在教科书中所学不到的。在下一个暑假，杨振宁又跟从丁先生读完《孟子》的另一半，直至能背诵《孟子》全文。同时，基于兴趣所在，杨振宁常将父亲书架上的英文、德文的数学书籍拿来翻看，常常读得兴致盎然，不觉昏晓。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击碎了清华园的宁静，杨武之一家辗转合肥、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１９３８年３月到达昆明住进荨麻巷。杨振宁在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便在父亲鼓励下，以同等学历参加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国立各院校昆明招生委员会办事处发给他的准考证是“统昆字第０００８号”。出色的考试成绩，使１６岁的杨振宁轻而易举地考取了国内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于他在高中时只读过化学而没有读过物理，而且他也喜欢化学，所以他报考的是化学系，入学后，他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更有兴趣，便转系攻读物理。     抗战八年的大后方处境十分艰难，西南联大也不例外，面对日寇从天上到地上的猖狂进攻，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苦度时艰。当时杨家七口人，仅凭父亲一人薪资维持，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全家个个清瘦”，以至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但杨振宁有一个克勤克俭、日夜操劳的母亲，堪称传统而勤劳的杰出女性，凭藉杨武之的苦苦支撑和她“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八年的抗战时期”。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国难当头，西南联大师生为救亡图存而读书，斗志空前高昂。战时的西南联大是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合校，名师荟萃，独步海内，仅物理系即有饶毓泰、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张文裕、叶企孙、任之恭、孟昭英等名教授执教。由于联大保持清华大学将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的传统，因而杨振宁有幸亲聆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陈岱孙等人文大家的教诲。这使得杨振宁在迅速步入物理科学殿堂的同时，深受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熏陶，养成健全之人格。
    对杨振宁来说，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杨武之先生是将现代代数、数论、群论引入中国的我国现代数学先驱之一，也是一位为我国数学教育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数学家。作为严师和慈父，他在日常生活中，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地将不少数学知识传授给了儿女。杨振宁在学校里遇到不懂的问题和难以处理的事，也总是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杨振宁后来回忆说：“父亲对我们子女们的影响很大。从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受到他的熏陶而早年对数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对我后来搞物理学工作有决定性影响。”中学时代的杨振宁数学便念得非常好，有一天，他认真地对父亲说：“爸爸，我长大了要争取得诺贝尔奖。”杨武之听了欣慰地笑了，但他十分清楚诺贝尔奖的份量和难度，他语重心长地鼓励儿子说：“好好学吧！”谁知，二十多年后，杨振宁梦想成真，竟在他３５岁那年真的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这岂非冥冥之中确有定数？     在西南联大，杨振宁的英文水平提高得非常快，这不能不归功于联大的英文教授钱钟书和叶公超，二公学贯中西，教起英文来自然非同凡响。同时，杨振宁在语言学习上悟性非常高，也非常刻苦，为提高英文水准，他决定不借助字典来读英文小说。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小说中有不少与大海相关的俚语和土语，确实很难懂，他花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读完了这本书。接着，他又去读英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两部小说都读熟后，杨振宁兴奋地说：“以后再读别的就容易了。”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多年以后，杨振宁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１９４２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先生做论文导师。吴先生对原子、分子光谱学的前沿问题非常清楚，且对群论颇有研究。通过对学士论文的写作，“我接触到了群论在物理学中的应用，回首往事，我对吴先生的这次指导深为感激。”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在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下，对统计力学产生浓厚兴趣。１９４４年，杨振宁研究生毕业时，即请王竹溪先生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
    是年八月，清华大学第六届考选留美公费生名单揭晓，杨振宁以６８．７１的总平均分，考取了物理学科惟一的留美公费生。按考试委员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的规定，杨振宁的留待期为１９４４年秋至１９４５年夏，期间，他一边在联大附中教书，一边进行科学研究。当时，杨振宁教高中一、二年级数学，所教内容为《范氏大代数》。高二学生中，有一位陕西米脂籍的小姑娘叫杜致礼，她是率领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前线与日寇作战的杜聿明将军的千金。杜致礼很喜欢这位相貌英俊且才学出众的小老师，这为他们以后在美国相遇并喜结连理埋下了缘由。班里有个男生的名字很特别，叫闻立鹤，杨振宁对他印象很深，因为他后来为保护父亲闻一多遭特务枪击而身受重伤。另外还有一个学生叫罗广斌，杨振宁７０年代在香港看过长篇小说《红岩》，猜想作者之一就是他，后来一打听，果然不错。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杨振宁和其他赴美留学生一起准备从昆明乘飞机到印度，再由印度搭乘美国运输舰赴美。父亲陪他到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机场的公交车，杨振宁回忆道：“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是年１１月底，杨振宁顺利抵达纽约，并在圣诞节之际赶到芝加哥，他要拜世界上第一个建成核反应堆的意大利著名核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当时，这位才华横溢的核物理大师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翌年１月，杨振宁如愿以偿成为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费米和后来被称为“氢弹之父”的爱德华·泰勒担任了他的导师。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的读书成绩极好，令同学无比艳羡。在导师泰勒的悉心指导下，１９４８年，杨振宁以其一篇优秀的理论物理学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接着，他留校执教一年，在这一年里，杨振宁与恩师费米共同提出了基本粒子结构模型，即“费米——杨振宁模型”，这一开创性重大成果为其后著名的坂田模型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４９年夏，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大学高等学术研究所做博士后，开始步入他的学术辉煌期。
    １９４９年秋，在纽约的恩师吴大猷先生告诉杨振宁，胡适先生要见他。见了胡先生，先生十分客气，说了些称赞他学业的话，然后说，出国前曾见到他父亲，父亲托他关照儿子找女朋友的事。当时，胡先生曾极风趣地说：“你们这一辈年轻人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助？”谁知，此事还真让胡先生说中了。
    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杨振宁博士与杜致礼小姐在普林斯顿喜结良缘，这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此中并无任何亲友介绍，而是一次在普林斯顿惟一一家中国餐馆的重逢，水到渠成，再续前缘。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查阅材料，曾多次到杨振宁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就高兴地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来到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高等学术研究所后，杨振宁如鱼得水，灵感迭现，在神秘的物理学与数学相交的十字路口，纵横驰骋于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诸多领域，并以一组组漂亮的数学方程式洞察物理世界运行的内在规律。
    １９５４年，杨振宁博士与他的助手米尔斯合作，提出了一个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即“杨—米尔斯规范场”，以后的科学研究证明这是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关键，从而解决了爱因斯坦后期３０年没有解决的国际物理学界的一大难题。该理论对研究自然界四种基本力显示了巨大的作用，有权威人士指出，可以说这是２０世纪内除了相对论以外最重要的物理理论。不少学者认为，杨先生应该由此获得第二个诺贝尔物理学奖。不久，杨振宁又与巴克斯特一起创立了“杨—巴克斯特方程”，对理论物理学做出了又一重大贡献。
    杨振宁与李政道是西南联大时的先后同学，李政道比杨振宁小４岁，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于１９５０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５６年，杨振宁、李政道在纽约上海饭店聚餐时，提起两人都感兴趣的话题，相互启发迸发出新思路的火花。后来，两人密切合作进行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其间遇到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难以解决的问题，于是，他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质疑物理学界的金科玉律之一——宇称守衡定律，使迷惑顿消，问题迎刃而解。这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美国权威杂志《物理评论》发表了著名论文《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自然界有四种基本力：使中子和质子在原子核中结合的强力，控制中微子相互作用的弱力，以及电磁力和万有引力，自然界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这四种力组织起来的。在１９５６年以前，几乎所有的物理试验都证明，这四种力的每一种都左右对称，正象每一事物都和它的镜中影像一模一样，因而称之为宇称守恒定律。然而，１９５６年前后，国际物理学界相继发现了一些新粒子，它们有着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用当时的理论难以解释，一时成为全球物理学家们最关切的热点问题。     那年夏天，李政道和杨振宁在布鲁克海文试验室研究这个问题时，提出一个大胆设想，那就是四种基本力之左右对称，即宇称守恒定律基本正确，却非绝对正确，在弱力中宇称就不守恒。为验证这一推断，就需要专门做一种试验以证明弱力之左右不对称。他们两人提出，要用这样一组设备，还要用另一组如同前者镜中映像的相反的设备，两者同时做以弱力为主要环节的试验，以确证其左右是否对称，从而解释弱力中为何出现那些令人迷惑的新粒子。然而，这一试验的难度极大，不少人都以失败告终，更多的人对此望而却步。这时，一位杰出的东方女性站出来了，她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吴健雄博士。
    素享“物理学界第一夫人”美誉的吴健雄博士和她的夫婿、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公子袁家骝博士都是世界一流的高能物理学家，为验证李、杨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她锲而不舍，以其特有的超乎常人的毅力和耐心，一遍遍在超低温中反复实验，历经半载，几遭挫折，终于在实验中发现倍他射线发射方向与倍他射线的原子核自旋取向存在某种关联，从而以确切的实验数据首次证明了“李—杨宇称不守恒”理论。１９５７年１月４日，吴健雄博士向全世界公布了她的重要发现，这一发现顿时轰动了全球的物理学界，李政道、杨振宁亦因此而获得国际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这也是炎黄儿女在诺贝尔奖上零的突破。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０日，３５岁的杨振宁和３１岁的李政道登上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此前，杨振宁写信给恩师吴大猷先生，感谢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见接地与先生１５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他在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告诉您的事情，而今天显然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刻。”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杨振宁、李政道收到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发来的贺电，对这一可喜事件深感自豪，而收到来自祖国亲人贺电的杨、李二人则为此激动不已。     在理论物理前沿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的杨振宁博士赢得巨大的学术声誉，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赛格瑞教授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著名物理学家戴森博士则指出：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品性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推测成为杰作，从而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非常赞赏杨振宁善于思考的能力和极高的悟性，有一次，爱因斯坦与学生们讨论到基本粒子问题时，他微笑着对学生们说：“让那位姓杨的小博士也来动动脑筋，他的想法有时要比你我还要高明得多。”
    获得诺贝尔奖后，杨振宁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他作为享有极高荣誉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和林肯讲座教授，除了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及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还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和韩国汉城理论物理中心主席。此外，他相继被推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他与林同炎、李远哲三位华裔科学家在白宫同时接受里根总统授予的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勋章，继而又荣获纽约市市长颁赠的纽约市最高奖项——自由勋章。
    与此同时，杨振宁笔耕不辍，以他人少有的勤奋精心撰写了《基本粒子发展史话》、《读书教学四十年》、《杨振宁论文选集》等著述，甫一出版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然而，对于功成名就的杨振宁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久久埋藏在心底，自从１９４５年离开祖国赴美留学后，身在大洋彼岸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中华故土和远在故乡的亲人。尽管，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杨振宁夫妇于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２年得以在瑞士日内瓦与父亲和母亲团聚，但为时短暂，逆旅飘忽，难以慰藉久违的亲情，他盼望着能亲自踏上故乡热土的一天。那么，这一天真的那么遥不可及吗？     世事难料，因朝鲜北南战争而敌对、隔绝了二十年的中美两大国突然向对方释放出诚挚的善意。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４日，周恩来总理面带微笑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与随行记者，几天里，代表团受到外交特使般的礼遇。随即，中美两国开始了频繁的秘密接触。
    是年７月９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问北京。７月１５日，太平洋时间下午７时，尼克松总统在全美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美国宣读了改变世界历史的中美“七·一五”公告。于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迅即知悉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访华邀请，中美友好交往之门就此打开。
    就在这一年夏天，杨振宁博士的心愿实现了。忆起当年的情景，他依然如此激动：“１９７１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１９６４年底在香港，那时他６８岁，还很健康，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他当然十分激动。”     从此，杨振宁便经常回国参观、访问、讲学、探亲，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而杨振宁也始终谨记父亲杨武之的教诲：“有生应记国恩隆”，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路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正是基于此，杨振宁博士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学术沟通工作，受到中美各界人士的好评。１９９４年６月８日，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推选杨振宁教授和他的３位清华校友陈省身教授、林家翘教授和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清晨零时，杨振宁博士应邀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香港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声中冉冉上升，杨振宁的眼中噙满了抑制不住的泪水。蓦地，他想起已经过世２４年的父亲，这位毕生热爱祖国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倘能目睹这一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仪式，一定会比自己还要激动。此刻，他似乎又想起父亲一生都喜欢的歌，那也是自己非常喜欢的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巍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的杨振宁退而不休，仍然热情参加各种重要的国际学术活动，并积极为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引进学术顶尖人才、筹款支持高等学术研究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为清华筹得一千万美元，并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学者、当今计算机技术全球权威姚斯智教授聘到清华大学任教。
    杨振宁博士的家庭幸福而美满，他与结缡半个多世纪的爱妻杜致礼相濡以沫，感情甚笃，三名子女光诺、光宇、又礼亦学有所成，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成功人士。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发妻杜致礼不幸罹患癌症，虽三动手术，仍无力回天，于２００３年撒手人寰，驾鹤西归。这使８１岁高龄的杨振宁顿时陷入极度悲痛与伤感之中，孤独与寂寞的他还能重温人生第二春的温馨与愉悦吗？
    这时，一个清纯可爱的潮州女孩闯入了杨振宁的心扉，并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早在１９９５年暑假，汕头大学召开世界华人物理学大会，英语系的１９岁女生翁帆被学校选中，负责接待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天真活泼、善解人意的她当时深受这对科学家夫妇的喜爱，其后，便常有书信往来。
    ２００４年２月，正在广东外贸外语大学读研究生的翁帆与杨振宁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再次相逢，面对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亲切和蔼的杨振宁，作为忘年交，她非常激动，心潮涌动，但分外开心，而杨振宁自打丧妻之后也是第一次如此轻松、欢悦。是年１１月２４日，挡不住的爱情终于将８２岁的杨振宁和２８岁的翁帆推向婚姻的殿堂，这段爱情佳话瞬时传遍海内外各大媒体。爱情激发了杨振宁教授的青春活力，翌年４月，８３岁的杨振宁轻松地徒步登上黄山，而翁帆几乎是被他拉着爬上来的。
    如今的杨振宁夫妇有两个家，一是北京清华园的“归根居”，一是香港的公寓，无论外出，还是家居，两人形影不离，令人分外艳羡。于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科学家大聚会，在台北第三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颁奖典礼，在香港邵逸夫奖颁奖典礼和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铜像致赠仪式，以及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将全部资产赠予中山大学的移交仪式上……人们都看到杨振宁伉俪的身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崛起，为海峡两岸炎黄儿女的福祉，他仍在不倦地奔走和奉献着。
    晚年的杨振宁博士时时忆起父亲当年的挚友、大散文学、著名学者朱自清教授曾将唐人李义山“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句诗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的确，这就像是专为他所改写的，而历经一生的对神秘自然的思考和探索后，杨振宁博士正把他更多的爱交付给祖国和人民，没有惆怅，没有挂碍，只有愉悦和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