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礼仪(十)：禅宗丛林制度与百丈清规
作者：王学信
百丈怀海，福建长乐人，俗姓王，祖籍太原，其先祖避西晋永嘉之乱迁至南方。他早年随潮阳西山慧照大师出家，在衡山师从法朗受具足戒，后随侍马祖六年，“尽得心印，言简意精”，成为马祖上首弟子。相传师徒间有著名的“野鸭子”公案，又有“祖振威一喝，师直得三日耳聋”之说。马祖圆寂后，他移至洪州百丈山修行传法，创建百丈禅寺，因称“百丈怀海禅师”。怀海在此开辟道场，传佛心印，一时众人云集，僧徒众多。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示寂，享年85岁，唐穆宗赐谥“大智禅师”。
作为马祖道一的法嗣高足，百丈怀海传授马祖洪州禅法，并多有阐发，与此同时，他对禅宗的生活方式也予以了创造性变革。
《释门正统》载：“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禅宗自创宗以来，原无禅寺，大多数禅僧只能寄居律宗寺院，而律僧与禅僧修行方法颇有差异，故多有不便。至四祖道信、五祖宏忍始有禅宗道场及教团，并垦荒耕作，劳禅并重，定居禅修。百丈承袭此举，创立《禅门规式》，作为禅寺根本性管理制度，促成独特之农禅经济模式，其后为更多的寺院所接受，蔚为风气。那么，《禅门规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鉴于百丈怀海禅师所制定之《禅门规式》文本今已不存，现在，我们只能借助北宋僧人道原所著《景德传灯录》中的记载，知其大略。据载，“不立佛殿，唯树法堂”是其一大特色。禅师以佛祖亲自嘱授理念，从制度上体现了禅宗“教外别传”的特点。而在禅堂中“设长连床，施架，挂搭道具”，对后来禅寺建筑格局和厅堂布置、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禅门规式》对寺院僧职及其权限做了详细规定，确立“长老”、“主事”、“寮舍主”、“堂维那”等管理整个寺院。
对禅僧的日常修行则规定：不管人数多寡，职务或年龄高低，修禅之人必须在禅堂中修行，且以出家早晚安排座位。若坐禅过于疲劳，略加休息，要“斜枕床唇”，像佛陀那样“右胁吉祥睡”，行、住、坐、卧，均要切合佛门戒律。除朝参夕聚，参学禅法外，另一项重要的内容是“行普请法”，即生产劳动和日常劳作，包括播种、除草、收割和砍柴、挑水、烧饭、丧葬等。行普请法的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共同参与，各尽所能。而对饮食，则坚持过午不食一日两餐素食制，并将其提升至“法食双运”的高度。
此外，《禅门规式》也制定了对违犯禅寺清规之僧人的惩罚办法，对混进禅寺的假冒僧人，一经查出即摈除出寺。对违规真僧“即以杖杖之”，严重者当众烧掉其衣钵道具，从禅寺偏门赶出，以示耻辱。
尽管《禅门规式》原本已不存，所幸北宋真定府长芦洪济院传法慈觉大师所编订的《禅苑清规》却流传了下来。这部清规宗奉《禅门规式》，在其基础上有所增订，从中当可一窥《禅门规式》全豹。
《禅苑清规》共十卷，详尽讲述了僧人初入僧伽时的各种礼仪，僧人在日常生活中应遵循的一些礼制；介绍寺院各种僧职的职责和特点，及其卸任或迎请的礼仪；讲解寺院僧人与僧俗来客，以及寺院内部人际交往的礼仪；介绍与寺院有缘的法眷和入室弟子的接待仪式，以及对外交往使用的特定仪式；讲解对僧人圆寂及迎请长老尊宿的各种礼仪。此外《禅苑清规》还收录了专为僧人制定的坐禅仪、龟镜文、自警文、一百二十问、沙弥受戒文、百丈规绳颂等等。《禅苑清规》对上述内容讲述得极为详细具体，从中透出慈觉大师振兴禅门、庄严丛林的一片苦心。该书一经问世，深受各地丛林重视，传至日本后，对日本禅门也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
历经宋、辽、金、元的战乱及时代变迁，禅门规制家风有别，派系混杂，亟待清理、整顿。元统三年（公元1335年），元顺帝敕命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辉禅师编集统一、规范的丛林清规。德辉禅师以《禅苑清规》为蓝本，经增删组合，编定《敕修百丈清规》，经元、明两代朝廷颁行天下，所有寺院均照此实行，其主要内容也一直沿用至今。《敕修百丈清规》的颁行，客观上也促进了禅宗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乃至不少寺院原属其他宗派，匾额上竟也加上了禅寺的称谓。
唐、宋以降，禅风大盛，朝野士子倘不论禅，便被视为鄙俗。在此社会氛围中，城乡僻野，山泽边地，大小禅寺纷纷涌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佛教文化景观。直至明、清、民初，其余绪犹在。尽管各地禅寺师承有异，各具风采，但其基本规制仍宗奉百丈清规制度，令人颇有天下禅门是一家之感。
在禅宗寺院，住持和尚职掌全寺一切事权，而住持之根本意义则在于住持正法。《禅苑清规》称住持云：“代佛扬化，表异知事，故云传法；名处一方，续佛慧命，斯曰住持；初转法轮，名为出世；师承有据，乃号传灯。”无疑，住持的产生是全寺院的头等大事。除个别由皇帝或朝廷任命的外，住持通常是由全寺僧众共同推选出来的，可谓众望所归。基本条件是该住持必须为禅门得法高僧，足为僧众楷模，且形貌端正，无有残缺，并德孚众望，得到诸山长老及其他丛林住持的赞同，然后报经朝廷或官府认定。最后，经过隆重的升座仪式，方可正式就任住持和尚。而前任住持退位后，或居闲养静，闭关专修，再不问事；或飘然远去，隐居清修，绝不恋栈。
住持上任后，便要选拔、礼请全寺各种执事僧，使寺院诸般事物有序运行。此时，住持会出以公心，拣选德才兼备、热心公务的僧人请他们出任某职。请职前，在方丈特备茶果，命侍者去请某某师前来吃茶，经住持当面请托，得到同意，才由书记写好名字职位挂牌公示。就职那天，午斋时，各执事僧先到斋堂，依次用膳。斋后绕佛经行，至大殿上依次排列位置，礼佛就位。晚课后，各请新任执事僧到方丈礼座就职，住持便当面训勉，望其尽心职责，严守清规。各执事僧退出后，再至前执事房中一一拜候，请职程序方告结束。
在中国佛教界，禅宗丛林制度确立了一种风范，那就是在禅门内，众僧平等，只有修行的先后高下，没有身份的贵贱之别；所有禅僧，均要恪守丛林清规，严守佛门戒律，无有例外；丛林经济，必须公开，且以自耕自食为主，募化所得为辅；所有丛林，天下一家，民胞物与，慈悲众生。禅宗的丛林风范一经确立，即对其他各宗各派产生巨大影响，纷纷效法，甚至不少道观亦相继仿效。乃至宋仁宗看到丛林禅僧的生活，不胜赞叹，亲自撰写《赞僧赋》，而北宋大儒程伊川先生对此更感慨：“三代礼乐，尽在是矣！”那么，在丛林清规和佛门戒律的规范下，禅僧是如何生活和修行的呢？
禅寺的僧人大抵分两种，长住僧与挂单僧。长住僧为长久居住本寺的正式僧人，有很多甚至是从沙弥始，直至终老的。挂单僧则是暂住三、五日的云游僧人，或是到本寺短期参学的游方僧。长住僧众，从住持、各执事僧，直至普通僧人，从身份到生活，一律平等，就连每年春秋两季所发制衣布料及数月一次的衬钱也都一样，当然，有施主特别布施时除外。僧众平常所穿长袍叫海青，参禅打坐，斋堂用膳，外出行走，均要穿用。其形制乃汉魏六朝、隋唐两宋遗风，颇有中华衣冠雍容洒脱风度。僧众参加劳作时，便要改穿短衣褂，上殿诵经、礼佛或听经、听法时，则要披上袈裟。
禅寺斋饭只有早、午两餐，只吃素，不茹荤，过午则不食，只有劳役过重之僧人，晚上可加一餐，但亦要作疗饿治病之想。每至食时，云板报响，无论人多人少，僧人们顺序排列，鱼贯无声地进入斋堂，依次端坐。执役僧便将热菜热饭添加在每位僧人面前摆放的盘碗之中，待住持端碗举筷，大家便同时开始用餐。饭菜数量不限，执役僧随时过来添加。全体饭毕，再寂然鱼贯回寮。
僧众所居为寮房，或一人一间，或数人一间。专修禅定的僧人及集中“打禅七”的僧众，旦暮起居便都在禅堂，大丛林的禅堂往往可容纳上千人同时禅修。
在禅寺，除集中禅修外，早晚要上殿礼佛，颂经作功课，以及听经听法，倘无普请出坡，便要在寮房中或读经，或静坐，不得各处闲逛，不得趱寮闭扯，无故不得三人以上聚论或大呼小叫，以免扰人清修，自乱心性。
依照佛门戒律，僧众行走要两手当胸安放，安祥徐步，垂睑缄默，不可左顾右盼，亦不得高视阔步，纵使千人行路，亦难得听闻杂沓之声。僧人若有事外出，须到客堂向知客僧告假，经准许方可，回寺时又须到客堂销假。这一规矩所有僧人一体遵守，即便是住持或重要执事僧出寺入寺，亦须到客堂向知客告知。
在禅宗丛林，每逢出坡农作之时，住持总是躬先垂范，带领全寺僧众荷担挥锄，辛勤劳作，农忙之际更是早出晚归，不辞辛劳。很多寺院所产粮、菜、茶、果不仅自给有余，还可周济附近贫苦老弱。近代虚云老和尚仰慕百丈高风，终生不渝，直至1959年年届120岁圆寂前，仍率僧众劳作不止，诚佛门龙象，禅林楷模。
丛林经济的基本规则及宗旨是，一切收入与支出，都要公之于众，从住持到各执事僧大多公私分明，不敢私用，而所有经济收入皆用于全寺僧众的生活所需，以及供养来寺挂单的行脚游方僧人，甚至道士。
唐宋以来，一些贫寒士子往往寄读禅林，准备应考，如唐代邺侯李泌、北宋名臣范仲淹，年少微时，都曾寄读禅寺。而在禅宗丛林，千百年来也为社会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福利工作，举凡扶危济困，救助病患，收养鳏寡孤独，历朝历代，所在皆有。其慈悲众生的大乘佛教理念，闪耀着人类的理性光芒，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绚丽的亮色。
百丈怀海禅师创建禅宗丛林制度，其根本宗旨在于：为习禅僧众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笃志修行的清净所在。使之既无衣食之忧，又无尘嚣之扰，既有同参互学，又有名师指导，一座座丛林俨然一所所规范、严谨的禅宗专修学院，又像是一个个平等友爱、和谐融洽的大家庭。
自唐宋以来，禅宗丛林最重要的建筑之一便是禅堂，其规模最大者可容纳千余人坐卧。禅堂里，每人一个铺位，叫作“单位”，可打坐参禅，亦可睡卧休息，座位间贴有每人姓名，以便于管理。每个铺位之间又相互连接，因此又称作长连床。禅堂四周都有铺位，中间则有很大的空地儿，这是修禅者作适当活动的地方，僧众可在此处绕圈经行或行香、跑香，也就是慢步行走或小步快跑。
早期禅堂秉承禅门“即心即佛”、传佛心印宗旨，禅堂内不供奉佛像，后来才逐渐有人在禅堂中间供奉迦叶尊者像或达摩祖师像。禅堂与正门面对的上位安放一个大座位，那是住持和尚，即堂头和尚的座位。作为悟道得法的大善知识，住持要随时指导大家修行参禅，为大众释疑解惑。禅堂进门之首还有几个位置，那是禅堂堂主和西堂、东堂堂主的座位，其职责是辅助住持对僧众修持予以督导。同时，禅堂尚有数名执事僧叫作监香和悦众，平时负责督察大众修持用功。此外，还设有几位专门为大家提供茶水的执役僧，通常由新出家不久的小沙弥们来担任。
早年住在禅堂专事禅修的僧人们，其饮食起居，参禅打坐，均须严守清规戒律，不可须臾放逸。清晨寅时，也就是三、四点钟就要起床，盥潄方便后，便要上座参禅。此刻，禅堂门口，帘幕低垂，一面“止静”的牌子高高挂起，偌大的禅堂内鸦雀无声，只有阵阵炉香，袅袅飘出。这时，禅堂外经过的人便要轻足徐步，更不可放声高论，恐扰僧众们的清修。只有到了休息的时候，禅堂门口换上一面“放参”的牌子，寺院内才可随便一些。由于古时没有时钟记时，每次坐禅，通常以长香一炷为限，大约是一个半小时。下座后，便须行香，大家依次排列，环绕禅堂中间行走，身体放松，心神仍系于一个“静”字上，不可散乱。如此约摸走完一炷香时，再来上座。每天总以十支以上长香为度，其行住坐卧，均在习禅宁静之中。到了晚上放参时，住持有时会来到禅堂，说些用功参禅的法门。有人遇到疑难，请求开示，住持也会随时说法指导，禅门谓之“小参”。
冬日天寒，禅门丛林农事已了，出坡劳作等杂务无多，不少丛林便会举办打禅七的集体参修活动，希望在为期七天的努力修习中，克期取证，取得理想的修持成果。这是丛林中的大事，全寺上下都会高度关注。打禅七之前，住持和尚要专请七、八位僧人担任监香，茶聚请托后，挂牌送位，希望他们能勤于职守。在打禅七期间，住持和尚作为导师，要亲自主持禅七的全过程，而禅僧们也倍加珍惜这一机遇，比平日更加努力精勤，刻苦用功，参究佛法。往往每日用功要达十三、四支长香时间，睡眠不超过三、四个小时。
作为过来人的住持和尚当然决不轻松，面对如此专志修行的僧人们，他要随时随地关注他们在修持中的进展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纠正其偏差或谬误。而更重要的是，住持要以其证悟的菩提智慧，细察学禅者的根机及心理活动状态，把握时机，予以开导，用巧妙的方法使学禅者顿悟。该方法称为“机用”，而禅宗大德所使用的十分高明的接引方法被称作“大机大用”。这其中便包括师徒间对答的机锋、转语，禅师的扬眉竖目，甚至拳打脚踢等等。德山宣鉴和黄檗希运的棒打，以及临济义玄的大喝一声，因在截断学禅者的意识分别上多有奇特效果而常常为后世所称道。
在唐代和宋代，那些住持丛林的大和尚，通常都是悟道得法的高僧大德，他们荷担如来正法，继往开来，住持正法眼藏，教授僧徒，以续释迦文佛之慧命，其肩负之责任，何等重大！故此，每逢打禅七，他们总是殚精竭虑，以毕生修持所得，倾囊相授，冀其二、三子脱颖而出。而那些苦心劳形，精勤求道的徒众们，由于根器有别，在克期取证中各有所获。其根器最利者，甚至在宗师接引下，当场开悟亦所在皆有。
在禅堂，禅僧们于打禅七期间及日常修持、参禅时，修的是什么，参的又是什么，他们是如何用功的呢？
“闻思修”作为修学佛法之通途，对佛门各宗各派都不可或缺，禅宗丛林自然也不例外。佛陀在世时，即立法堂，以演说佛法，而禅宗丛林在禅堂外，也要专设法堂，亦称讲堂，名狮子座。每逢讲堂开讲，要鸣钟击鼓，告知全寺僧众，并按照一定仪式，礼请讲经法师，也就是座主，升座讲解经论。
古人云：“未有神仙不读书。”听闻佛法，研读佛典，这是闻思修的第一次第，由此而得“闻慧”；第二次第则由闻而思，对所闻佛法思索理解，由此而得“思慧”；依思慧而修行，证得“修慧”，继而断尽烦恼，证得菩提道果，这便是第三次第。
然而，要想证得“修慧”，却殊非易事，其间千难万难。即使禅宗有“北渐南顿”之说，即北宗神秀主“渐修”，南宗慧能主“顿悟”，但自释迦牟尼以来，从古至今，未见哪一位宗师大德不从精勤禅定、专志用功中得成正果的。显然，要证得“修慧”，禅定功夫必不可少。那么，何为禅定，此中又有何奥秘？
禅定，为梵文“禅那”“Dhyáana”的略称与梵文三摩地“Samadhi”之意译“定”所合成。禅那是音译，禅是略称，姚秦鸠摩罗什意译为“思维修”，唐玄奘则意译为“静虑”。禅的最初本意应是在通过锻炼而达到内心寂静而又意识清明澄彻的心境下，反观内心世界的一种修持方法。该法源于古印度婆罗门教瑜珈学派中的一支，佛教采用之，并将其发展至极致，然其终极目标与其它外道又有极大分别。
禅宗大德南怀瑾先生曾指出：“由博地凡夫而至成佛，皆以禅定为阶。小乘之析有入空，断惑证真，非禅莫属。即大乘六度，亦必经禅定而入般若智海。故禅定之学，实佛法鎡基也。但禅定为世间出世间凡夫外道之共法，佛法虽不离禅定，而亦不止于禅定。佛之不共法，为‘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与‘实相无相’之中道正知正见，非以禅定为极则也。”因此，南先生强调：“外道与佛法，其始虽一，其终则大不相同。禅宗虽以禅为名，实非禅定之旨，此乃佛之心法，证取涅槃妙心之极致，非以禅定之果为其宗旨。故禅宗者，乃佛之心宗也。”先生此言，诚过来人语，非真修实证而不能道也。
在禅宗丛林，禅僧们要修习四禅八定九次第之学，每日跏跌而坐，手结三眛定印，修“安那般那”数息之法，亦称“安般守意法”，都摄六根，制心一处。渐次修得初禅之心一境性，离生喜乐；二禅之定生喜乐；三禅之离喜妙乐；四禅之舍念清净。再修得无色界之“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等四定，加上四禅为八定，再至“灭尽处定”，名曰九次第定。此即小乘极果，然终非大乘正等正觉。修行者应出“灭尽处定”，发大乘菩提心，达成福德、智慧圆满，方成正觉。
鉴于禅宗所传为佛之心法，且“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又特别倡导“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故此，禅门宗师的教育法与其它各宗各派相较，自有其特别之处，参禅一法即是其着力处。
参禅，即以参究之法，以求明心见性，也就是向内反究，觅求自性，经真修实证而开悟。《六祖坛经》云：“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憨山大师开示云：“若证悟者，从自己心中朴实做去，逼拶到山穷水尽之处，忽然一念顿歇，彻了自心，如十字街头见亲爷一般，更无可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亦不能吐露向人，此乃真参实悟。”
自唐宋以来，“参话头”亦称“看话头”，成为参禅的重要门径，此法始于唐代黄檗希运禅师，而北宋大慧宗杲禅师力倡之。
“话头”即话题，多取自古德尊宿参禅公案中的一句“无意味语”或“有意味语”，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念佛的是谁？”“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曰：‘无’！”“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以及“谁叫你拖这死尸来？”等等，话头众多，不知凡几。昔古德设此一参，原为救狂禅、文字禅、口头禅之弊，倘有明师随时点拨，亦不失一方便法门。
然后世参禅者不明就里，抱定一句话头，死死啃去，偶见前念已灭，后念未生，当体一念，了无一物，心光透发，如在梦中。参者至此，自以为悟，执于此境，则幻景丛生，此即深层潜意识之虚幻影像，一有执着，即入魔境，此乃禅病。另有参者，提起话头，至得力处，疑情顿起，心胸憋闷，行住坐卧，如痴如憨，身心不适，面有病容。此时若不放下，调摄身心，则亦得禅病，甚至呕血、发狂。于此，亦可知明眼宗师之点拨，对学禅人之紧切、重要。
南怀瑾先生指出：“唐宋诸师，指示法要，莫不别具手眼。单传直指，如空手夺刃，于言语动作间，立断学者情根意识，开示旨归。所谓有杀人剑，还须有活人刀，既或未通，令彼自参。此所谓参者，要人在事上、理上，足踏实地去证……若能离了心意识之作用，了了无事存心，无境当前，无物碍膺，到得此时，正好一参。故所谓参者，不专以话头而言。”显然，唐宋高明的禅师在传佛心法上各具千秋，在其接引下，确可参禅悟道。大唐禅门宗师马祖道一门下，共涌现出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大珠慧海、石巩慧藏等八十四员善知识即是明证。
禅宗丛林制度融汇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及儒家的礼乐文化、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因其适合中国国情而获得勃勃生机和长足发展。而由其传承的大乘心宗也深刻影响着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人文理念，使禅宗文化成为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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