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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刘爱丽(Eileen Lao )，印度尼西亚出生，幼年移居澳门， 之后在香港工作，曾任华润集团子公司及美资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主任，1993年移民加拿大蒙特利尔，从事金融業工作。
在大学期间开始投稿香港报章及女性杂志。曾担任“香港青年作者协会”秘书及理事，编辑《 看那青原》散文集 及 《香港青年作者协会文集》。
加拿大魁北克作家协会创会会员，前副主席，专栏作者，与文友合撰多本文集，并参与编辑工作。
2017年末，在美国出版文集“W年代”。
2023年重回校园，于暨南大学文学院学习，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海外文学。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读者讨论。
齐邦媛作品巨流河，作家的愤怒与宽容
作者：刘爱丽
齐邦媛
齐邦媛先生于2024年3月28日以高寿离开这个世界，笔者不禁唏嘘，不到一年前，我以齐先生的巨流河写了一篇在暨南大学读研的课程论文。对齐先生，我是非常尊敬与佩服的，她一生坚持学习，努力向上，贡献社会的高贵品质，也是我在退休后重回校园的动力之一。
往事如烟， 作为后人的我们去探索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是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有可能再发生，也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出现时，后人可以以比较理智的处理方式来解除危难。人类在进步，社会在进步，不能总是耿耿于怀于昔日，忘记了时间已经迅速溜走，一切都在悄然变化中，况且处在历史当时的人的所作所为， 恐怕连他自己都想不到有这样的后果，会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些历史人物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常人，在当时有可能错判形势，有可能因为各种外在影响做出错误决定，但是他们在行动时一定是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对的，后人的评价只是根据既成事实而来，历史是命运的无奈，无可逆转。
齐邦媛先生对故乡的牵挂与思念满溢书中， 东北故乡里有她过去的回忆，有她的亲人，有她懵懂年代的“爱人” 的埋葬之所，这些都是她一生的包袱。
齐邦媛，1924年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其父齐世英原为东北军张作霖部下，曾经留学日本和德国，深受张重用，之后却因与张理念不同，联同同是奉系的郭松龄将军“起义” 失败，此后带领家人在国内辗转流亡。抗日战争开始，齐家一路从南京，经芜湖，汉口到达四川重庆，即使是在流动的生活里，齐家也是不缺开销费用，相比当时的普罗大众，齐家一直有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
齐邦媛少年时代就读重庆南开中学，之后考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师承朱光潜等名师。1947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当外文系助教，1948年后长居台湾，期间一直为中学教师。1956年，获美國國務院付尔布莱特计划*注1（Fulbright Exchange Teachers' Program）獎助，到美國進修。1967年，第二次被录取Fulbright Exchange Fellowship赴美深造，1968年初，于印地安那大學進修比較文學。齐邦媛一生都从事与教育有关的事业，退休后致力于将台灣當代文學英譯推介到國際1996年，參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英譯計劃，多年來协助台湾作家中書西譯，將台灣文學推向世界文壇。
巨流河位於齊邦媛的東北家鄉，是辽河的古称，在书里齐邦媛从这条辽宁人民的母亲河开始，讲述了齐家人从巨流河流落到哑口海（台湾南部的一条河流）的两代人的故事，齐邦媛用非常个人的角度来书写中國近代史，尽管书中有记录大时代历史事件，有日寇侵华的事实记载，但是书中多数记录的还是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笔者认为巨流河不能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有着很强烈的个人情绪，读者可以在书中感觉到贯穿其中的一股愤愤不平的情绪。
齐邦媛这样表述了她写作这本书的原因：
中國人因為無知，而被日本人欺負，憤怒其實一直在我心裏，和從事教育工作無關，所以很多身邊的人不一定了解，就像荷馬史詩《伊里亞得》(Iliad)的第一句「I sing the rage of a man」，我不但憤怒，而且是很大的憤怒！因為我真的在場，至今仍想不通日本島國軍人可以跑到中國來搞得千千萬萬人家破人亡、而俄國人又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宣布參戰，就可以分配整個東北資源，我更想不通八年抗日，國民政府至少死了兩百位將軍，共產黨才死了兩位，結果共產黨宣稱抗日是他們的功勞，我更不能接受的是，張學良二十歲時在沒有經驗、沒有訓練的情況之下繼承了東北，決定了東北人民的命運，這本來就是件荒謬的事，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竟然還被有些人視為英雄？而受了蔣經國自以為是俄國通的影響，其父蔣介石派出了不了解東北的人去和俄國商討東北的前途，就這樣輕易的決定了東北人的命運，那些曾為東北而死的數十萬軍民何等令人悲憫。*注2
齐邦媛的愤怒，并非出于她在书中描写的对历史的敬意，她的愤怒是出于她认为的“不公” 对历史，她有自己的判断，也许因为长期在学术界工作的缘故，导致她对于事情的看法流于片面而简单化。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她上面的那段话，她对于日本入侵中国的战争，说成是因中国人无知引起的被欺负，要知道强敌的入侵，背后是有其利益目的的，不会单纯因为人民的无知而造成，历史没有如果，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试图推翻奉系军阀功败垂成，她认为这是一些人临阵退缩的原因，如果她父亲和郭松龄成功了，中国的局面就大不同，但是她忽略了当时世界局势的风云莫测，并非她想象那样，单凭一场战役的胜败就可以改变大局的。
对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她认为是可耻的背叛行为，而实际上张的行动与她父亲当年的行动，如果以君臣世袭的角度来看，两者没有本质的不同。在现实中，作者的父亲意图推翻张作霖，也使得他与张的儿子张学良之间有了很大的嫌隙，张学良甚至说过西安事变的其中一个起因是齐世英，也就是齐邦媛的父亲，如此背景下，齐邦媛对张学良看不顺眼也是必然，她以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现状将会有更好的发展，只是，有什么依据能够证明她设想的是正确的呢？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了许多变因，历史无法假设。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齐邦媛也心有不甘，她以抗日战争中死去的将领的数目多寡来衡量一个政党，书中质疑新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但是她没有看到国民党政府是被迫抗日，没有看到人民对新中国政府的拥戴，新中国政府也得到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政府的承认。她再一次把失败，归咎于简单的个别人的行为，她的单纯，没有让她意识到时局背后的复杂。
齐邦媛的出身影响了她的立场，她骄傲地审视一切，书中她没有指出百姓贫困的原因，没有讨论社会的不公，她描述了自己的上进历程，尤其是两段参加“美国战后文化人员交换计划” 的进修生活（巨流河，第355页），“天气一直在零下十度以下，而户内设备之舒适，生活之正常，甚至兴高采烈，充分显示美国精神” 她所向往的美国精神是物质生活层面的，确实在她生活的世界，哪怕是在抗战时期，在内陆的生活都已经优于普通百姓，当然是美好的，她没有认识到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当时所有的中国人能够获得的，对这样的生活的喜爱没有不对，但在自己拥有了之后去鄙视那些没有拥有的人却是不该的，齐邦媛主观偏见，就像她比较了台湾的先进，大陆的落后，赞美了台湾的开放，实际上台湾在1973年开放，大陆在1976年开放，三年的差别，评价竟然相差这么大。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写作方式，如何呈现一本书是作家的自由，文学作品里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完整的历史。虽然齐邦媛认为自己没有政治色彩，并且讨厌政治，但是她这样的观点，恰恰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她以坚定的笔触来书写，让读者有读史书的幻觉，她的写作方式加强了书里情节的“可信度” 当然，信还是不信，是读者自身的选择，与作者无关，可是如果一本书出来后，加上书评家的加持，就会沦为工具，如果再加上作者的如上文引用的解释，在读者心中很容易形成对一个时代的定论。
舆论的偏见，很多时候就是依靠这样的话术造成的，法国著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说，“断言，重复，感染” 是群众的特征，为了不被歪曲原意，写作者要特别注意的，应该是避免断言的书写方式。
相对于齐邦媛这种言之凿凿的写作方式，笔者更喜欢同样是台湾作家，萧丽红所著的《千江有山千江月》萧以细腻的手法，写出了那个年代的故事，同样是家族史，萧的描述生动有趣，对于大时代，萧是充满了温情，对某些人和事，即充满了宽容，让读者从而窥见到那个动荡年代的一幕。可是萧的这部作品虽然也得到一些奖项，在台湾社会上没有得到像巨流河那样的反响，还招来一些名家的批评。
可见对一本书的评价也会因着理念不同被褒贬， 其实，同意这些评论与否，也是读者的选择。 上文只是笔者想要表达的一种见解，给予巨流河的读者一些参考而已。
注1：*付尔布莱特文化交流法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参议员William Fulbright 1946年提案而产生的，至今还存在，计划包括奖学金（只看学习背景，不要求高分）交换生，齐邦媛参加的是美国以赞助生活费方式让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到美国作交流学习营，至作者成书前，已经有超过万人的台湾学者参加，是美国文化外交影响最深远的计划。
注2：*节录自亚洲周刊2009年第40期
责任编辑：胡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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