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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与导弹核武器试验

来源：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 日期：2018-10-28 00:04:18 点击：13467 属于：文学园地

编者按：

在最近举行的纪念白求恩活动中，编者有幸结识著名军旅作家彭继超先生。

作者彭继超

彭继超，山东省莘县人，1952年5月生，1969年2月入伍，在中国核试验基地工作三十年。原总装备部政治部创作员，文学创作一级，大校军衔。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

创作中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为主要题材，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巨响一一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国家战略一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纪实》《罗布泊丰碑》《核盾牌》《国士钱三强》和影视作品《祖国不会忘记》《罗布泊人》《东方臣响》《横空出世》《飞天之路》《使命》《铸剑春秋》等。

先后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和电影华表奖、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等，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军党史军史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创新二等奖等。

经作者特别授权，本刊将陆续选登其作品。虽然有的已经在中国内地刊物发表过，但对众多海外华人来说还很陌生。我们相信，读者一定能从中获得裨益。

周恩来总理与导弹核武器试验

彭继超

两弹结合试验前，周总理来导弹试验基地视察

1966年10月27日，一条惊人的新闻传遍了世界——

新华社十月二十七日讯新闻公报

1966年l0月27日，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消息传出，举世震惊。

美国国务院在保持了一天的沉默之后，于28号发表声明说这次试验是在美国“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苏联却只是用21个字简单地报道了这个消息。

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三天之后，在现场亲自指挥这次惊世壮举的聂荣臻元帅从导弹发射场飞往罗布泊。在核试验场的戈壁滩上，67岁的聂荣臻元帅冒着五级大风站在解放牌卡车大厢板上，向参加这次试验的将士们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 “这次试验是在我们国土上，响在罗布泊，却打在敌人身上，爆炸原子弹，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这个伟大的力量正在引起强大的连锁反映，强烈地震动着全世界。

“你们直接参加了这次试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夜以继日地不怕苦不怕累，辛勤工作，兢兢业业，保证了这次试验任务的完成，这是你们的光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

“介绍一下西方世界的反应，他们说：中国发射成功导弹核武器，是特等重要事件，使美苏发抖，万万没有想到，这好像是亚洲上空的一声春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也是神话般不可思议…..”

的确，这是一个特等重大事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

周恩来：当然是真试；

聂荣臻：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可以下决心了

1966年3月11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

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周恩来开门见山：“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防科委关于两弹结合试验的报告。”

这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刘柏罗问了一句：“是真试还是假试?”

周恩来严肃地说：“当然是真试，一切准备工作在八月底前完成。二、七机部互派工作组深入有关院、厂进行工作，工办检查落实。”

实际上，周恩来以他审慎的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早就对在我国本土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1963年12月，鉴于原子弹、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以及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后出现的国际形势，中央专委研究了核武器的发展方向问题，认为核航弹作为一项重要技术，应继续进行研究、试验，但其作战使用价值不如导弹核武器。确定核武器的发展方向，应以导弹核弹头为主，空投核航弹为辅，并责成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组织二机部和五院立即对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作出全面的计划和安排。

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回忆：“当时总理在考虑，说现在我们做试验是塔式的，我们以后用空投的，这个以后呢，我们紧接着还是搞两弹结合。他说最厉害的最有用的还是核导弹。”

1964年1月，中央专委决定待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开展核弹头的研究设计，并加快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力争早日以配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装备部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

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工作在两条战线上进行。

由于没有实践经验，研制过程中，对如何鉴定导弹原子弹头的性能有一个认识过程。起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认为，原子弹头在经过导弹飞行环境条件的地面模拟试验、爆轰试验、引爆控制系统全射飞行试验、检验原子弹头核性能的地下核试验后，便具备了配装中近程导弹的条件。因此，国防科委原安排的第三次核试验是一次地下核试验，目的是测量中近程导弹原子弹头的威力和性能参数。1965年11月，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经过深入分析后认为，这次地下核试验不能考验原子弹头在实际飞行状态下的动作是否符合要求。为了研制出经过实际飞行考验的核弹头，拟暂不进行地下核试验，而改为先进行飞行状态下的“冷”试验，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飞行“热”试验。从实战要求出发，飞行“热”试验最好是按全当量、全射程来安排，以达到实际考验“两弹”结合技术是否过关的目的。

12月13日，二机部向中央专委提出了上述建议。12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对这一建议作了慎重研究，责成国防科委会同二机部多做几种设想，进行研究比较，然后提出方案供中央专委审定。

周恩来说：“进行这样的试验，我总是不放心，怕掉下来，二、七机部研究一下，七机部保证不掉下来，二机部研究万一掉下来，保证不会核爆炸。”

1966年2月，国防科委邀请二机部、七机部、总参作战部、装备计划部和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等有关负责人，研究了中近程地地导弹核弹头的试验问题，并讨论了试验方案。会议认为，采用地面各种环境条件模拟试验和地下核爆炸试验，都不能完全模拟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起不到综合检验的作用；采用飞行“泠”试验方式，也不能综合检验原子弹头在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采用全射程、全威力、正常弹道、低空爆炸的试验方式进行“热”试验，既可达到试验目的，又符合实战情况。从导弹的可靠性及试验的安全问题分析，中近程地地导弹(改型)本身有自毁装置，如在导弹飞行的主动段发生故障不能正常飞行时，可由地面发出信号将弹体炸毁，可靠性是高的，核弹头有保险开关，如在主动段掉下来，因保险开关打不开，只能发生弹体自毁爆炸或落地撞击，不会引起核弹发生核裂变。从安全角度分析，“热”试验也是可以进行的。因此会议商定使用近程地地导弹(改型)，先进行飞行“冷”试验，作为飞行“热”试验的练兵；飞行“冷”试验成功了，接着就进行飞行“热”试验。同时还就发射阵地、弹着点的位置及射程、测试项目、任务分工等问题作了具体研究。

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会议的聂荣臻元帅细心地倾听着各个方面的情况，直到深夜，讨论还在热烈地进行。

聂帅问：“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在我国本土上进行热试验，大家说说看，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把握?”

会议室一下沉静下来。

聂帅说：“你们放开讲。”

钱学森首先说了自己的估计，接着其他同志也一一发言，大家都认为“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还是有的”。

听了大家的发言，聂帅沉思片刻，右手在桌子上有力地一拍： “就这么定了。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谁也不敢打百分之百的保票。有百分之九十把握，我们就可以下决心了。

2月26日，国防科委将研究结果报告中央专委。在3月11日的专委会上，审慎地研究了国防科委的报告，为了对人民高度负责，必须采取最严格最可靠的措施，保证导弹飞行弹道下面的居民绝对安全。为此，中央专委广泛听取了有关专家和二、七机部领导干部的意见，经慎重研究后确定：由二机部负责对核弹头进行附地撞击和发生燃烧等异常状态下严格的地面模拟试验，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异常状态，也不会发生核爆炸；由国防科委在实旋正式发射试验前，组织进行若干次以严格检验导弹及其核弹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目的飞行“冷”试验(不装核燃料)，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飞行“热”试验(装核燃料)；由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切实做好紧急疏散居民和参试人员的准备工作。

载核弹头的汽车沿青海湖猛跑。两年前，他们让原子弹坐沙发还要包上毯子。按周总理说的，一切经过试验

盛夏时节，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绿花红，景色宜人。

一辆汽车一颠一颠地奔驰在草原的简易公路上，似一只出没在波峰浪尖中的小船。

驾驶室内，安全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苏耀光对司机说：

“能不能再快一些，再颠一些?”

司机点点头，用力一踩油门，里程表上的指针指到了80公里／小时。

苏耀光看看表：“就这样，猛跑，越颠越好。”

车上载的是一个真正的核弹头。

在两年前的第一次试验中，原子弹娇贵得像个刚刚出世的婴儿，为减少震动，特意将一个沙发抬上了吉普车，原子弹裹着毯子放在沙发上，就这样人们还不放心，一路上技术人员还小心翼翼地扶着、抱着。

而现在，苏耀光却生怕颠得不够，震得不够……

1993年6月26日，已经82岁的李觉老人在北京给我讲述了上面的情景，他说：“小振动分步分次在振动台上做了以后，没有大的振动台，就上汽车干，看究竟怎么样，核弹头要能经得起这个振动才行。就这样拉一拉、跑一跑，心里就有数了，要可靠啊!在我们自己国土上搞两弹结合试验，不容易啊!周总理一开始就非常谨慎，一再强调要确保安全，要保证万一掉下来不会核爆炸……”

当时担任核武器工厂副总工程师的龙文光是“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的技术负责人，1993年7月在西南的一座科学城，我采访了这位瘦弱的老人，他说：“只有个原子弹还不行，还不是武器像国防科委二局胡若嘏局长说的，它还没有眼睛，没长腿，不会跑。两弹结合试验，就是要让核弹头能飞能跑。这次试验，国家费老劲了，周总理不放心，怕出问题。当时我们都很小心，怕它一试验要不行了呢?核弹头乱跑就不得了。我们做了不少试验，各种环境的试验，受热有没有问题，震动有没有问题，从导弹上掉下来能不能摔响、，安全不安全，可靠不可靠，一点一点地算，一项一项地试，有些试验条件不具备，就拿土办法，有时甚至拿火烧，用柴火烧，用煤烧，还拿雷管炸。按总理说的，一切经过试验，各方面都没问题了才行……”

中央专委决定罗布泊核试验场作为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弹着区。

当李觉在青海湖畔组织核弹头的各种试验的时候，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副司令员张英也率领有关人员踏遍了罗布泊西面800平方公里的荒漠，对弹着区进行了多次勘察。

1966年4月，张蕴钰签署了给国防科委的勘察情况报告，报告说:弹着区中心点选择在离孔雀河××公里，距3号发射阵地×××公里的一片荒漠上。这样，遥测站和试射用的观测站绝大部分都可设在孔雀河北，测试、工程、通信绝大部分可利用空投试验场区原有设施，工程量小，对场区安全没有影响。

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5月14日，国防科委致电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对做好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工作，进一步提出了注意事项。

根据国防科委的要求，导弹发射基地于1966年6月至8月抢建了50号阵地作为简易发射场。

发射任务交给了具有光荣传统的发射二中队。

完成“空爆”试验后，二机部李觉副部长、七机部钱学森副部长分别带领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作业队、试验队，进驻场区与基地共同承担测试发射任务。二机部、七机部的专业技术人员到首区后按照对口专业，交思想底，交产品质量底，交技术底。对测试中的问题，充分发挥技术民主，以主人翁的态度及时通气，互相商量。整个试验队伍就像一台庞大的机器，每个零件都非常有秩序地运转。

参试人员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做到扳一个开关，按一个电钮，检查一个螺帽、一个焊点都不马虎，使每个环节都绝对可靠，每项设备、每个参数都达到最佳状态。

安全控制中队在检查主车输入电缆总接头时，第一、二遍检查没问题，他们又进行第三遍检查，结果发现了一个虚焊接点。通信中队对仪器、设备的每条线路、每个元器件、每个焊点都一个不漏地认真检查，仅检查接点就达10831个，调试电子管13t3个，逐个排除了疑点和隐患，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

参试部队认真落实“五定”(定人员，定设备，定岗位，定动作，定相互关系)制度，大力开展预想活动。共预想出各种可能出现的故障及异常现象1865，条，并分门别类记成卡片，逐条排队落实，对其中可能影响全局的21条重大预想故障制定了处置方案，对这种记成卡片逐条落实的预想作法，周总理在一次专委会上给予了充分肯定。

发射基地作为首区指挥协调枢纽，为使弹着区可靠接收进统信号，几次派技术人员携带仪器到核试验基地协同演练。核试验基地先后3次到发射基地研究协同事项，并派人组成作业队担负发射首区的安全防护。

周恩来：我国在自己的大陆上搞这次试验，不能出乱子；

毛泽东：这一次要准备打败仗。

1966年6月30日，周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后，由拉瓦尔品第回国，于14时40分到达导弹试验基地，检查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准备情况。

据时任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刘柏罗回忆，周总理这次视察也到了核试验基地。可是在核试验基地却没有有关的任何记载。为此，我特意访问了刘柏罗和原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张英等一些老同志。刘柏罗非常肯定地说：“总理是去了核试验基地，我记得是乘飞机去的，在核试验场上空看了看。周总理在中央专委会上不止一次地讲，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用的铁塔弯弯曲曲地倒在地上，从空中看得很清楚，总理还说，真是不到新疆，不知新疆之大。”

提起这次视察，张英回答说：“对，是有这件事情。本来总理是准备降落在马兰机场的，后来考虑是从国外回来，机上人员多，对基地不方便，就没降落，让飞机到核试验场空中转了一圈，那里本来就是飞机的一条航线……这事当时很保密，基地很少有人知道。”

我推测，周总理专机很可能是沿导弹核试验的飞行轨道到达导弹发射基地的。他要亲眼看一看导弹核试验沿途的情况。以周总理那样严肃认真j周到细致的作风，这么做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总理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一下飞机就在基地第一招待所接待室听取了汇报，还与正在基地检查工作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谈了话。随即又视察了地地导弹发射阵地，观看了地空导弹的实弹发射。

第二天上午，周总理由杨成武和基地李福泽代司令陪同，乘直升机视察了场区以北的居延海、黑城子、乌苏木等地，还察看了兰州军区防务工事。

9月5日，聂荣臻听取了国防科委及各参试单位领导人的汇报，检查了准备工作完成情况。

12日，张震寰率机关工作人员先后到这两个基地检查准备工作，具体落实了试验方案、计划及安全防护措施。

15日，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两弹”结合试验党委，张震寰任第一副书记，。栗在山、张蕴钰任副书记。

24至29日，发射区和弹着区多次进行了时间统一勤务信号和通信联络的合练以及发射合练：实际检查了弹着区的各种测试设备、控制系统、有线电及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线路工作状况。

“真试”的时刻一天天临近了。

1966年9月25日，中央专委召开了第十六次会议。周总理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月)想开专委会都没开成。接着他强调指出：“中央已经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财贸、党政、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有些单位如涉外机关……已有红卫兵，要主动取消。科研机关可仿此办理……如二机部可取消红卫兵。各种要害的、尖端的部门工作，必须继续进行，不得中断，保证高质量，如期完成。”“对科学家、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要把‘抓革命促生产’两套班子组织好。”

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的安排，在10月初进行“两弹”结合自毁试验，10月中旬进行飞行“冷”试验，并根据这两项试验的情况，再决定进行飞行“热”试验。公安部及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小组，统一指挥导弹飞行弹道下面一万余名居民的临时疏散工作。

9月底，“两弹”结合自毁试验和飞行“冷”试验用的导弹及弹头运往导弹基地。这时，正是“红卫兵”串连和动乱的高涨时期，为了保证产品运输安全，周恩来专门指示发一个布告：这趟列车不准任何人登车，不准随便靠近和检查。

为了确保“两弹”结合飞行“热”试验万无一失，10月7日在导弹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实际检验安全自毁系统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起飞后，弹上和地面所有的设备工作正常，并按预定程序、弹道、时机，弹头在先、弹体随后在空中爆炸自毁。弹着区也按正式试验程序进行了合练。这时试验的结果证明，导弹工作正常，安全自毁系统可靠，达到预定的试验目的。

10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安全自毁试验的结果以及“冷”、“热”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和10月份符合试验条件的好天日期预报的汇报。周恩来指出：这次试验关键性大，美国是在海上搞的，法国还未搞过，我国是在自己大陆上搞，不要出乱子。“冷”试弹要严格检查，都要记录下来，“热’’试弹一点差错没有才行，要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到。弹头撞击试验，斜撞击、横撞击都要进行试验。红柳园安全问题，由铁道部政治部派一名副主任去安排，在10月20日前准备好。弹着区安全问题，“冷”弹试验时，弹体在被动阶段也会炸，人员要撤远一些。“热”弹头运输要用专车，由国防科委负责安排。这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张震寰负责，10月10日到基地，两个基地都要看一下，冷试回京再汇报一次，报主席下决心。冷试现在就做安排，时间在10月15日前后。冷试详细结果要在二三天内报来。这次试验二机部李觉和七机部钱学森同志参加。

关于导弹的运输，周总理再次指示：要武装保卫，不要让红卫兵上去，要把军委的命令贴上。

10月13日8时30分，第一发“冷”试验弹发射成功；16日17时30分又成功进行了第二发“冷”试验弹的发射。这两发运载模拟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正常，引爆控制系统工作可靠，并在弹着区内预定的高度按程序起爆了炸药部件，从而进一步检验了导弹以及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10月20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导弹核武器试验前的最后一次专委会。

罗舜初、钱学森、李觉、张震寰和胡若嘏、谢光选、龙文光等工作人员围坐在两圈沙发上，一张巨大的地图在中间的地毯上展开。

人们在等待周总理。会议原定晚8点半开始，秘书进来说：“总理那个会还没结束，结束后再开这个会。”

一个小时后，总理和叶剑英来了。

这时，一位服务员端来一小碗面汤、两个包子，秘书说：“总理还没吃饭呢。”

叶帅说：“吃过饭再开会吧?”

总理说：“你们开会，我边吃边听。”

张震寰汇报了两次“冷”试的结果和热试的准备情况。

周总理说：“各部门要认真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要坚持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做好检查，要比前两次检查得更好，不要时间来不及急了，不要赶时间。事情还有万一，领导、专家要把一切所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所谓百分之百，就是对检查结果，要把所能想到的问题都补上。临试时要沉着，要保证万无一失。” “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坚决消灭掉人为的差错。工作检查好了，要让部队好好休息，搞好伙食。”

周恩来强调：要做到所有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尽最大努力使试验获得成功。在该做的都做好了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要沉着地打好这一仗。

关于密语问题，周总理说，当晚确定密语，有杨成武负责，最后由毛主席审定。

龙文光回忆：“总理一边吃包子，一边问这问那。图纸摆开在地毯上，总理趴在图纸前，看看导弹飞行弹道，看看弹道下的居民分布情况。总理反复问：导弹能打多远?核弹头杀伤范围有多大?有没有危险?他的着眼点，一是安全，一是国际反应。”

胡若嘏说：“一直到十二点过了，这个会才开完。秘书告诉总理，家里还有一班人等着哩……”

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决定聂荣臻同志去发射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据聂荣臻办公室“工作记事本”1966年10月24日记载：“晚上，去钓鱼台向主席汇报第四次核试验准备情况，同去的有总理、叶副主席。”当晚，周恩来和聂荣臻、叶剑英来到钓鱼台宾馆，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到两弹结合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高兴地笑了起来，说：“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

毛泽东批准了这次试验，同意聂荣臻到现场主持试验，并对他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

“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

9分14秒后核弹头罗布泊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

1966年10月25日上午，聂荣臻从西郊机场登上专机，飞往导弹试验基地。走的时候，这位67岁的老帅还发着低烧。

出发前，聂荣臻几天前所患的感冒一直没好利索，仍然有些发烧。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他当即回答说：“一点小病，已经好了。”

周恩来又问：“能不能去发射场?”

聂荣臻提高了声音说：“身体好好的，怎么不能?”

聂荣臻到达基地后，立即召开试验临时党委会，听取导弹、核弹头测试情况和气象部门的汇报。

他说：“我来之前，毛主席对我说，你过去是常打胜仗的，这次也可能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哪有不冒风险的。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有两手准备，让我们不要打无准备的仗，不要打无把握的仗。这次试验前三发‘冷试’是顺利的，所以‘热试’一定要谨慎。

聂荣臻听了场区气象情况汇报后，果断同意按程序进行转运、加注、发射，但指示组织要更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要绝对准确，一定不能出差错，并要求及时将情况报国防科委和周总理。

2 5日夜里，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几度，狂风裹着黄沙，刮得天昏地暗，电线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26日，导弹、核弹头转到发射阵地后，聂荣臻和国防科委张震寰副主任、二机部副部长李觉、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等领导同志冒着大风一直在阵地上仔细观察着部队操作。在进行瞄准、校零及临射前各项测试检查时，聂荣臻也始终在试验现场，坐镇指挥。

10月26日，罗布泊靶场。

张蕴钰在指挥所和张震寰用电话互相通报了首区与末区的情况。告诉他，人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气象条件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的安排首先考虑首区的需要，什么时候发射都可以，弹着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光学、力学测量仪器、遥测设备、系统接受设备、观察仪器、控制仪器等设备分别布放在各个测量点上，经过调试，单项和全场联试以及发射首区进行合练，所有仪器设备工作正常可靠。

10月27日凌晨5点多钟，发射阵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待加注推进剂了。阵地上安装有直通周总理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张震寰副主任在电话上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请求加注、发射。周总理听了很高兴，指示说：“可以加注，要安全发射，准时发射，祝你们成功!”紧接着，阵地上进入加注推进剂及临射前的各项检查之中。

七机部作业队长谢光选回忆说：“导弹加注前，临时党委特别考虑到聂帅的安全，做出决定让他进防护掩体。眼看加注时间到了，可聂帅还在外边察看。发射团长着急了。问我是否加注。我说：聂帅不撤至安全区，我们就不加注。过了一会儿，基地司令把我喊去，要我去请聂帅回安全区。我说：这件事该你司令来办，我去算什么?他答：聂总尊重专家，你去嘛。我奉命行事，先给聂帅敬个礼，然后说：该加注了，您在这里，我们只好中止；您离开这里，我们就可以加注了。聂帅问：这是谁说的?我回答是党委定的。他没有再说什么，又细心地察看一番才走向安全区。”

地下控制室距发射台最近，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控制室离发射台只有100米，深4米，万一试验不成功，很可能遭致惨重后果。

上午8时，按程序进入“30分钟准备”。此时，阵地上只有地下控制室的7名同志，他们是：基地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战士徐虹。

1997年作者在两弹结合试验地下控制室井口

地下控制室是完全密闭的，空间非常狭小，只有十几平方米，还摆放着许多仪器装备，像是与世隔绝的另一个小天地。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准备了几天的饮用水和食品；安装了氧气再生设备。各种设备通电后，散发出大量热量，使室内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又闷又热，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工作时间长了，有的同志直喘粗气。徐虹的身体本来很弱，因进入阵地时晕车，连饭都吃不下去。佟连捷连续几天拉肚子，面色蜡黄。大家似乎都忘记了这一切，全神贯注地做着每一个动作。

27日上午8时，聂荣臻来到发射阵地附近的敖包山指挥所坐镇。正当发射场一切工作按程序顺利进行之际，他突然接到远在新疆的核试验基地报告：核导弹的预定弹着区3000米高空，出现了一股6到7级左右西南向的强风。

这股风会不会使导弹核武器偏离弹着点？是按时发射，还是推迟发射？事关重大，聂荣臻立即要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果断地回答：“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聂荣臻与在场的专家们紧急磋商了一下，得出结论：影响不大。于是决定按计划发射。

然后，他重又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陈述了按原计划发射的理由。周恩来表示同意。于是，准备发射的指令，从指挥所传向四面八方。

“15分钟准备!”阵地指挥员王世成下达了口令。

指挥所用密语报告国防科委并周总理：“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意即导弹、核弹头技术条件全部合格，可以发射)。”

上午9时10秒，王世成下达了“点火”口令。操纵员佟连捷沉着果断地按下发射按钮。霎时，一声轰鸣，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的火焰，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拔地而起，直插湛蓝色的苍穹。

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

多年后，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爆炸的效果是我在前几次核试验中所未能见到的。因为是在海拔×千米的高空爆炸，火球明晰得一尘不染，其辉煌和美丽我前所未见，世间万物都无与伦比。火球与位于东方上空的太阳遥相辉映，整个空中闪烁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的彩带，罗布泊顿时出现难得一见的景观。

“爆炸过后，弹着区的全部测试、记录仪器设备工作正常。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得到了有关这次爆炸各个方面准确详细的数字报告，命中目标精确。当我兴奋地向首区报告完情况后，目光仍再追逐着空中美丽的景观，渐渐淡薄的放射性烟云，追忆着最初的记忆。火球不断地上升，高空强烈气流引起上升火球波动，它不停地摇晃着，像一条天空的巨龙，呈现出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光色，太美了，一会儿又变成了像仙女的形态，像明霞、像白雾……”

导弹核武器爆炸试验时的烟云

试验成功后，聂荣臻立即在敖包山指挥所向周总理电话报告。随后，聂荣臻在写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的报告中说：“在自己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创举……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小型化核弹头，美国用了十三年(1945—1958)，苏联用了六年(1949—1955)年，我们只用了两年，比美国快六倍半，比苏联快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