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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童博士”到诺贝尔奖得主 ——记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的人生求索

来源: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  日期:2018-03-29 22:02:05  点击:9112  属于:精英专访
 文(原创):王学信
 

 作者简介:王学信: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曾任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等。

  半个世纪前,1957年12月10日,在瑞典王国首都斯德哥尔摩,有两位年轻的中国人第一次站到了诺贝尔奖领奖台上,他们就是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和杨振宁博士。当时,杨振宁35岁,而李政道年仅31岁,他和杨振宁成为全世界华人心目中的骄傲。
  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以及该理论在实验中被吴健雄博士加以证实,李政道和杨振宁被授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诺贝尔奖隆重而荣耀的颁奖仪式上,每位获奖者都要致答辞。
    李政道致答辞时先以中文开头,然后用英文,他说:“一个科学上的成就,是许多在同一或相关领域中的研究者积累的结果。没有过去的经验,没有现在的激励,就不会产生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没有将来的实验,我们今天的观念与知识也不能进化。虽然这许多因素构成了任何进步的整体,人们往往只记得最后光辉的收获而忘记了其中辛勤的耕作。在今天的隆重仪式上,我格外感受到,有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还没有像我今天这样被授予如此的荣誉。”
 在每位获奖者都致完答辞后,李政道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致辞,他指出:“我们以有限的人类智慧去认识无限的宇宙奥秘,是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接着,他讲述了一段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中翻跟头的故事,他说:“孙悟空翻了一串跟斗,以为已经到了宇宙的尽头,实际上他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中。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取得很快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到了如来佛手指的底部,我们离绝对真理还很远、很远。”李政道生动而精彩的致辞,赢得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战火中辗转求学,备尝艰辛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生于上海一书香门第。祖籍苏州的父亲李骏康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化学系,后长年从事化学工业的研究和开拓,母亲张明璋则毕业于著名的上海启明女子中学,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李政道自幼敏悟,智力过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亦十分尽心和严格。为使子女在数学、英文和国文诸方面打下坚实基础,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进行认真辅导,这对李政道早期的智力开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激发了他对数学与物理学的独特爱好。在小学和中学,李政道的学习成绩总是出类拔萃,名列前茅,而他不满足于此,常常对数学及物理难题伏案深究,直至彻底破解为止。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便占领了中国经济之都——上海。正就读高中的李政道和两个哥哥被迫离开上海,辗转来到江西,就读于江西联合中学。战时江西虽然生活艰苦,但战火尚未波及,在相对平静的学习环境里,少年李政道心怀报国之志,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科知识,学习成绩极为优异,令全校师生无不叹服。
  李政道读到高三时,有一天,学校的训导主任把他请去,指着坐在旁边的数学老师,和蔼地说:“不少老师夸奖你,说你学习刻苦努力,成绩很不错,特别是数学、物理更突出,很有天赋。现在战乱时期,学校聘老师很困难,校方考虑再三,想让你为低年级同学上这两门课。怎么样,没有什么问题吧?”原来是让自己来当小先生,李政道感到非常突然,一下子愣住了,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这时,坐在一旁的数学老师笑着向他点点头,说:“小同学,当然,做一个好老师也不容易,但这件事可以解校方的燃眉之急,对你个人也大有益处。”李政道听了,认真地点了点头。就这样,一脸稚气的李政道走上了讲台,给低年级同学上数学和物理。他在学好自己功课的同时,认真备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易懂,竟收到了成年老师都很难达到的效果。学生们看着这位几乎与自己同龄的小先生,一本正经、神态自如地侃侃而谈,真是佩服极了。
  1943年夏,日寇又将战火延烧至江西,危殆之中,李政道又踏上了迁徙之路。一路上,小小年纪的李政道屡经磨难,甚至患上了恶性疟疾,但他咬紧牙关,矢志不渝,终于在这年秋天赶到贵州省会贵阳。几经搬迁来到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正在贵阳招收新生,17岁的李政道以同等学历资格考入该校物理系,后经湄谭到永兴上大学一年级。
  战火中的浙江大学辗转迁徙,居无定所,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师生们的生活也困苦异常,但学校在竺可桢校长的苦苦支撑下,仍坚持开展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为国家与民族培育英才。在浙大,李政道幸运地成了国际知名物理学家、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淦昌教授与束星北教授的学生,开始接触量子力学、狄拉克方程、光谱精细结构及中微子等重要的物理前沿领域,为他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敏而好学、天资颖悟的李政道也成了王淦昌与束星北两教授最得意的弟子。
  1944年夏天,一场不期而遇的车祸损伤了李政道的背脊神经,使他被迫卧床休息半年。养伤期间,好学的李政道手不释卷,惜时如金,学业上仍大有所获。随着日寇侵入贵州,敌我战况极为惨烈,伤愈后的李政道经由重庆转入时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的学生。
在西南联大的难忘时光
  吴大猷先生在晚年回忆此事时,曾自述道:“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十几岁孩子来找我,拿了一封介绍信。信是一九三一年我初到密歇根大学遇见的梁大鹏兄写的。梁不习物理,十几年未通音讯了,不知怎样会想起我来,他介绍来见我的孩子叫李政道。他原在宜山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因为日军逼近宜山,他便奔向重庆。他的姑姑认识梁,梁便介绍了李来昆明见我。那时是学年的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联大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程的几位先生商量,让李去随班听讲、考试,如他合格,则候暑期正式转学入二年级时,可免他再读二年级的课程。其实,这不过是我自己以为合理的办法,并未经学校正式承认许可的。”
  战时的西南联大也是艰辛备至,十五、六个学生挤住一间茅草屋,既闷且热,蚊蝇、臭虫又极多,但这些都未能减弱李政道和同学们的求知热情。多年以后,李政道忆及往事,曾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因为仪器不好,设备不好,而有比别人差的想法。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吴大猷先生对李政道的印象亦颇为深刻,他回忆说:“李应付课程,绰有余裕,每日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阅读物及习题。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要更多的。我由他的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地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好在他的天资高,亦不需我的讲解。”
  对恩师吴大猷先生,李政道始终念念不忘,他表示,虽然在吴大猷门下只有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但却是他一生中获益最多的时期。他说:“我从吴师学到的,不仅包括人格的涵养,最重要的是学到对知识的忠诚。吴大猷先生是影响我最深远的一位师长。”
  不久,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幸运地降临到李政道身上,这对他未来的发展几乎是决定性的。据吴大猷先生晚年自述:“一九四五年,曾昭抡先生忽然来找我,说军政部部长陈辞修先生、次长俞大维先生,想约我和华罗庚谈谈为军政部计划些科学工作事。我和曾虽是同事十年多,华亦六七年,但都无深交,陈俞二先生更从未晤面。我所习的物理,亦与实用无关,但想想,去谈谈亦无碍,于是,和华去渝,先后见俞、陈二先生。”
    后来,吴大猷先生为国防科研机构的组建,拟就一个建议,主要内容为选送优秀青年数人出国,习物理、数学、化学等基本科学。经陈、俞二先生首肯后,即由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分别遴选合适人材赴美留学。吴大猷先生推荐李政道和朱光亚去学物理,他给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的老师施密特教授的推荐信中写道:“李政道在中国只念了三年大学,但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他思想敏捷而且具有创新精神,并且工作十分努力。我相信,如果给予适当的引导,他将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
师从费米教授是他人生中又一重大机遇
  1946年秋,19岁的李政道与朱光亚、唐敖庆等赴美同学一起,在上海黄浦江畔登上了“美格将军号”轮船驶向大洋彼岸的美国。
  旅途生活漫长而单调,但善于学习、勤于思索的李政道并没有让他睿智的大脑闲下来,他清楚地记得,“在船舱里,我手中的一支别针失手掉到地板上,后来又滚到地上的一张纸上。我感到很好奇,就琢磨起来,是什么力量让它从地上滚到稍高的纸片上呢?是舱板运动,还是掉下的自由落体作用力呢?我反复琢磨,并用微积分、物理学原理去计算别针掉落、滚动的运动轨迹,测算它的各种力学数据。我琢磨了好几天,还同朱光亚先生一起讨论。通过琢磨这个问题,我的数学、物理等知识和解题能力又得到一次锻炼。”
  由于李政道当时并未拿到大学文凭,这在美国各名校要进研究院读博士学位几乎不可能。可巧,芝加哥大学在全美国是唯一的例外,只要研读过哈金斯校长指定的若干西方经典名著的人,没有学历亦可进研究院。李政道告诉该校招生处负责人,他研读过东方圣贤孔子、孟子、老子的经典著作,其价值等同于西方经典名著。招生处负责人对古老的东方文化素来仰慕,听罢便欣然接收了李政道,为他办理了入学注册手续。当然,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信于此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是李政道人生中的又一重大机遇,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教授,早在25岁时即创立了量子统计学,1942年,费米在芝加哥大学橄榄球场地下室内又成功地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能在费米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这对李政道来说,该是何等的幸运!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费米教授每周至少会抽出半天时间,和我面对面讨论物理问题,我们从天体聊到粒子、核子、分子、原子……这种教学模式使我终身受益。”忆起当年的情景,李政道仍十分激动:“正是这样的良师和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的过程,才得以培养出能创新的科学人才。”他记得,芝加哥大学推行的这种“一对一”精英教育模式使该校日后涌现出大量顶尖人才,自1956年到1966年10年间,在该校工作或学习过的师生摘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就有20位。这不禁令人想起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的古代书院教育,以及在禅学、道学、中医药学等诸多领域的师徒传承教育模式。在顶尖级人才培养的高端教育层面,东西方文明可谓殊途同归,又何其相似,这岂非人类文明的共性所在?
  一件难忘的往事,深深地镌刻在李政道的脑海里,“一次,费米教授同我讨论太阳结构问题,其中涉及对辐射传递的研究,需要用一组微积分方程进行计算,这个方程的解析、运算工作量很大。我当时认为,这已不是我所做的课题研究范围的‘正事’,就不想用太多的时间去做繁重的计算、验证,而准备引用其他文献上的现成数据。后来,这件事被费米教授知道了,他立即找我谈话指出,一个科学家绝对不能接受或引用未经自己验证过的计算结果,对他人的计算数据一定要经过亲自验证才能引用。费米教授还帮我想办法怎样用较简便的方法进行计算、验证,他特地为这组微积分方程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公式,并指导我设计、制作了一把六英尺长的大计算尺。我后来就用这把大计算尺,对这个课题研究中的所有数据进行了验证,最后,我用自己演算的结果作为论文的数据。”
他与校友杨振宁携手探索,珠联璧合
  1949年底,在费米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并因其“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芝加哥大学授予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时年仅23岁,被誉为“神童博士”。
    获博士学位后,李政道被聘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开始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研究。1951年至1953年,他被聘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继续从事上述研究,期间,成果迭出,引人瞩目。譬如,他在1951年即提出流体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的结论;翌年与派尼斯博士合作对凝聚态物理中极化子构造的解析取得重大突破;1954年,他发表了量子场论中著名的“李氏模型”理论。毋庸置疑,一颗璀灿的科学新星正在国际物理学界冉冉升起,他年轻而富于活力,他的睿智与勤奋将使它的光芒照亮人类更多的未知领域。
  1953年,26岁的李政道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聘为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余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在此期间,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全新的科学研究领域。这似乎也预示着他即将攀上新的科学高峰,而获取这一成果为期并不遥远,并注定要和杨振宁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早在西南联大,李政道与杨振宁便均为吴大猷先生最得意的高足,只是李政道在读大二物理时,杨振宁已获得硕士学位。那时,李政道与年长他四岁的杨振宁接触不多,似乎只是点头之交。在美国,杨振宁与李政道又先后师从费米教授,并取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当时,他们都住在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学生公寓内,交往自然频繁起来,他们开始很认真地讨论物理学前沿领域中两人共同关心的一些课题。
  李政道与杨振宁都是极其敏锐而快捷的思考者,两个人的智慧,经常在碰撞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他们似乎对任何问题都兴致盎然,争论起来嗓门极大,而且几乎完全是用中文讨论,因此,旁听者中的美国人只能听到一些好像很熟悉的物理学名词,却无法了解那些中文内容,或者偶尔会听到诸如“哦,我现在了解了”,这样一些英文的只言片语。
  他们的努力探索与论辩不断结出硕果:1949年,李政道与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1952年,他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解决了当时K介子不同衰变之谜。原来,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宇称守恒,那么它们应该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然而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该是同一种介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通过分析、研究,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所致,并由此提出检验该理论预见的几种实验途径。这年,李政道与杨振宁联名在美国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的理论探索成果,即日后由此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著名论文《对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的质疑》。
圣诞节前夜,吴健雄完成这项划时代的实验
  理论提出来了,但要通过实验验证它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怎么办?李政道在第一时间便想起她,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
    早在1948年,李政道便认识了这位优秀的东方女性,当时,李政道从芝加哥到纽约去看望恩师吴大猷先生。吴先生把李政道带到吴健雄的实验室,见她正在磨一个东西,感到很好奇。吴健雄告诉他,要正确的做倍他衰变实验有两个秘诀:第一,表面一定要光滑,不能有脏东西;第二,电子要训练得特别好,使之不离散。这位参予过“曼哈顿计划”的女科学家“训练电子”的作法,令李政道很感兴趣,因为搞理论物理的人是用薛定谔方程、狄拉克方程来理解和描述电子的状态和行为的,而真正做实验的人却要像对待猫、狗一样,细心爱护、训练电子,只有当电子训练得好,里面没有杂质时,从它们的行为中所得到的数据才能告诉你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非常凑巧的是,“当时,我和吴健雄都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任教,我把我们的研究结论告诉了她,希望她进行实验验证,并建议她在倍他衰变中进行这项实验。”多年以后,李政道回忆说:“吴健雄是倍他研究的权威,她敏锐地意识到这项实验的重要价值,很快便和有关专家合作进行实验,并率先获得了可喜的成果,成为世界上首位用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的物理学家。”
    那是1956年圣诞节的前夜,吴健雄博士冒着漫天飞雪,从华盛顿国家标准局低温实验室赶回纽约,半夜里在纽约火车站给李政道打电话,兴奋地告诉他宇称不守恒的参数很大。就这样,吴健雄第一次用实验否定了宇称守恒定律,同时也否定了“粒子——反粒子对称”的假设,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科学实验。
  1957年1月4日,吴健雄博士向世界公布了她的重要发现。1月15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正式举行新闻发布会,被称为美国实验物理之父的拉比教授向公众宣布,物理学中一个被称为宇称守恒的基本定律被推翻了。次日凌晨,《纽约时报》在头版以“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在实验中被推翻”为题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这一事件迅即传遍全世界,以至剑桥大学费里希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宇称不守恒’这样一个不准确的用语,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开来,就像新的圣经一样。”
  的确,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和广泛影响,正是由于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的突破性工作,彻底解放了人类对于物理世界最基本结构的认识。今天,物理学界公认对称破缺是自然界相当普遍的规律,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科学上永不疲倦的探索者
  1957年4月,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授予爱因斯坦物理学奖。同年10月3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消息传来,李政道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他非常兴奋,立即给恩师吴大猷先生写了一封信告知这一喜讯,并深深感谢吴先生对他的悉心培养,以及在1946年给予他奖学金,推选他赴美留学。
    消息传到祖国大陆,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驰电致贺,并表示对这一可喜事件深感自豪。
  获得诺贝尔奖后的李政道,作为科学征途上永不疲倦的探索者,开始了更深层的多领域课题研究。
    1957年,他与奥赫梅和杨振宁提出电荷共轭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同年,他与杨振宁提出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9年,他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运动理论及高能中微子的作用。1962年,他和杨振宁深入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重要特性。1964年,他与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消的问题,提出著名的“李—瑙恩伯”定理。其后,李政道又相继提出了场代数理论,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弧立子,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弧立子袋模型,提出了真空中的“色介常数”概念,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创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理论。
  在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求索道路上,李政道先生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勤于思考,成就斐然。他先后发表200多篇科学论文,出版了《粒子物理和场论引论》、《对称、不对称粒子的世界》、《场论与粒子物理学》、《物理的挑战》,以及三卷本《李政道文选》等专著,为人类二十世纪物理科学的高速发展,增添了一道不可或缺的美丽亮色。
  李政道所取得的系列科学成果及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深受美国及国际学术界的激赏与推崇。他先后获得法国国家学院奖章、意大利伽利略奖章、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1994年度和平科学奖、中国国际合作奖、纽约市科学奖、教皇保罗奖章、意大利政府内政部奖章、纽约科学院奖、日本旭日重光勋章。1997年,国际小行星委员会特地将第3443号小行星命名为李政道星。
  与此同时,李政道先后被推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梵蒂冈科学院院士,并被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洛克菲勒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筑波大学等十余所国际著名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不仅如此,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最高级别全校级教授的李政道还被聘为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的特邀讲座教授,同时被聘为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余所国内名校的名誉教授。
毛泽东亲笔签赠汤姆逊名著《科学大纲》
  1971年,中美历史性的“七·一五”公告开启了两国友好交往之门。翌年,李政道先生偕夫人秦惠  女士首次回国访问,重新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中华热土。
    尽管当时的中国仍处于文革噩梦之中,拥有特殊身份的李政道夫妇还是受到有关方面的隆重接待和热烈欢迎,只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历史时期,李政道夫妇的爱国热忱与报国之志一时难以付诸实施。
  一件当年的往事给李政道留下深刻记忆,那是1974年5月30日清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房间传来清脆的电话铃声。李政道拿起电话:“喂,我就是李政道。”对方告诉他,一个小时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要接见他。李政道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面带微笑从沙发上慢慢站起来,伸出温暖有力的大手,欢迎李政道的到来。
  毛泽东对物质世界的变化非常关心,他首先发问:“什么是物理学中的对称?”李政道沉思了一下毛泽东提问的确切含义,而后略带拘谨地说:“根据《韦氏大辞典》的解释,‘对称’意为‘对比相称’,或由‘这种均衡比例产生的状态美’。”毛泽东觉得这种解释似有静态含义,而事物的本质在于运动,既然‘对称’概念在物理学中竟如此重要,所以希望听听李政道的意见。
    李政道略一沉吟,随即拿起茶几上的本子和铅笔,把铅笔放在本子上,抬起本子的一端,铅笔就向毛泽东那边滚去,然后又抬起另一端,铅笔又滚回自己这边。“整个过程是对称的,钢笔始终都在运动。”李政道边演示,边讲解,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
  毛泽东很遗憾自己没有时间研究自然科学,但是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年轻时读过生物学家汤姆逊所著的那套《科学大纲》,这套书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李政道离开北京时,毛泽东特地派人送来了赠礼,这是一套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1923年版汤姆逊著的《科学大纲》。
他为中国的科学与教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文革结束后,祖国大陆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大学教育刚刚恢复,而科研领域百废待兴,亟须各类高端人才。
    李政道教授经多方筹划,于1979年提出“中美联合招考研究生”(CUSPEA)计划,这是李政道教授以自己在美国科学教育界的巨大声望和影响力,促成美国最好的80余所大学招收中国优秀学生深造的特殊人才培养计划,所招收的中国研究生的学费、食宿等相关费用均由美国校方无偿提供。该项计划从1979年开始实施,每年招收一百名研究生,10年间共为中国培养了一千名高端科研人才。
  基于对基础科学研究重大意义的深刻了解和认识,李政道教授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非常关注。为此,他向中国领导人建议设立中国博士后制度,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并帮助中国建造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创办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为促进中国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李政道教授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赢得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与国人的赞誉。
  2001年11月24日清晨,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原CUSPEA学子及美国科学教育界的专家、学者近二百人,踏着秋雨洒净的红砖路,走进哥伦比亚大学普平大楼,举行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以此庆贺李政道教授75岁华诞。
    在这座对世界物理学界有着特殊意义的大楼里,原CUSPEA学子们向恩师和来宾报告了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而来自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名校的专家、教授们则在各自的学术报告后,异口同声赞扬李政道教授在物理学上的科学成就,以及他对中美科学教育交流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最后,李政道教授作了论“物”与“道”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的学术报告,深获与会嘉宾好评。
  25日傍晚,主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海外华人物理学会、哥伦比亚大学和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隆重举办李政道75岁生日晚宴。灯火辉煌、美轮美奂的宴会大厅里,摆放着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中国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致送的花篮。当身穿深色西服的李政道走进宴会厅时,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以及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周鲁卫等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就在这一天,李政道教授还收到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教育部长陈至立、人事部长张学忠、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和北大、清华、复旦大学等国内名校负责人的贺信、贺电。
耄耋之年的他,每年回国总要到爱妻墓前凭吊……
  1996年11月29日是个冰冷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病魔吞噬了秦惠莙的生命。刚刚过完70岁生日的李政道失去了相伴近半个世纪的爱妻和助手,陷入极大的悲痛和无尽的思念之中。
  他们的爱情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当时李政道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而秦惠莙则是美国堪萨斯州圣玛丽学院的学生。1948年的一次偶然相遇,催生了他们其后的爱情佳话。
    1950年6月,李政道与秦惠莙喜结连理,从此俩人相濡以沫,共经风雨,谱写了许多动人的爱情篇章。秦惠莙深深理解李政道和他所献身的科学事业,为此,她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挑起照顾李政道和抚养两个幼子的全部重担,而当李政道置身频繁的学术活动和社交往来时,她则是最佳助手,细心、妥善地安排好一切繁杂的事务。的确,李政道成功的背后,有着秦惠  忙碌的身影、太多的付出和对丈夫深深的挚爱。
  在悲痛的日子里,李政道和家人开了个“家庭会议”。他宣布,为了实现惠莙的遗愿,准备设立“秦惠莙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即“莙政基金”,专门资助祖国优秀的大学本科生利用假期见习科学研究,与科学家直接接触,基金经费则来自他和惠莙的全部私人积蓄。
  1998年1月,“莙政基金”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以及宋平、周光召、路甬祥、陈至立、朱光亚、钱伟长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仪式。温家宝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李政道教授和他已故夫人秦惠莙女士竭力为祖国科学、教育事业努力作贡献的精神。在成立仪式上,还宣读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的亲笔贺信,信中对李政道夫妇二十年来为祖国科学、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回到美国后,李政道教授把朱镕基的亲笔贺信放在夫人的遗像前,而夫人的遗像和小小的灵位就安置在他的床头。他要告慰夫人的是,她生前的最后遗愿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正在祖国大陆的几所大学积极、认真地推进和落实。
    近10年来,该基金资助活动有声有色,平均每年有二百人参与,且成果突出,深受大学生的欢迎。而从2001年起,更吸收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加入,实现了海峡两岸大学本科生的相互交流。近几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则将该基金计划从自然科学进一步扩展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一批批颇有科研才能、亦富创新精神的青年学者正从中不断涌现。
  已届耄耋之年的李政道教授每年回国,总要到苏州太湖之滨的爱妻墓前凭吊。他深情地站在墓前,默默向她讲述:近年来,他在夸克等离子体研究的新进展,对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的研究,以及对世界著名难题“薛定谔方程”的求解情况。当然,他也会向爱妻倾诉,“莙政”基金计划中一个又一个感人的小故事……在那一刻,他分明感觉到自己的心和她的心重新融到了一起,就像她依然活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