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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导我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 ——记“杂交水稻之父”、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来源: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  日期:2018-01-03 09:51:49  点击:9721  属于:精英专访

作者简介:王学信,北京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

“他引导我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 ——记“杂交水稻之父”、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文/王学信

 “家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母亲。小时候,她教我英文启蒙,晚上检查我的作业。她很虔诚,做事一丝不苟。她非常慈善,非常厚道,品德非常好。我现在为人坚持与人为善,跟母亲对我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袁隆平

 2007年4月29日,美国首都华盛顿隆重举行美国科学院院士年会,来自世界诸多国家的数百名顶级科学家参加了此次盛会。美国科学院有着14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顶级的科学院。每年,美国科学院都要在世界各地评选出世界某个科学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为该院外籍院士。本年度,全世界共有18位顶级科学家被评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与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纳米技术专家白春礼先生共同当选。据悉,袁隆平院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唯一的当选者。
    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在新院士就职典礼上,介绍袁隆平院士的当选理由:“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增产的粮食每年为全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此言一出,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此刻,77岁的袁隆平开心地笑了,他深感欣慰,因为他以半个世纪的不倦求索,为中国——水稻祖源国争了光,也为前进中的中华民族争了光。
 
    “做一个使中国富强、再也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1930年9月1日,袁隆平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在兄弟五个中排行老二,乳名二毛。袁家祖籍江西省德安县城南郊,上溯几代,皆以务农为生。其父袁兴烈读书求学,任过小学校长,后又谋生在外。抗战军兴,则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洪流。母亲知书达礼,亦曾于小学任教,相夫教子,素常以“多读书,求进取,做好事”的思想教育膝下五兄弟。
    幼年袁隆平正值“九·一八”事变后,国事日艰,日寇对华侵略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七·七”事变更燃起全面侵华战火。袁隆平一家和千千万万的同胞一样踏上流亡之路,辗转迁徙于湖北、湖南、四川、饱尝战乱流离之苦。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轰炸和尸横遍野的凄惨景象,更给袁隆平童年的心底留下永远的伤痛。他从小就立下一个志向:“要做一个使中国富强、再也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在战时首都重庆,袁隆平读完小学,升入复兴初级中学,不久,又转学到博学中学。尽管生活十分艰辛,吃的是杂粮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能打一次“牙祭”,但国难当头,同学们都刻苦学习,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复兴中华的有用之才。中学的生活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准时起床,10分钟洗漱完毕到操场集合做操,然后上课。这养成了袁隆平日后做事干练、严格守时的好习惯。和其他同学相比,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他喜欢思索,爱提出问题,异常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这个特点保持至今,亦使他终身受益。在学校里,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喜爱拉小提琴,喜欢游泳,甚至能横渡长江。
    抗战胜利后,袁隆平随父迁居汉口,在汉口上高中。1947年,湖北省举行全省游泳比赛,袁隆平很想参赛,但由于个子矮小,起初未被选中。直到参赛那天,学校体育老师发现他热情很高,才勉强答应让他试一试。结果,在汉口赛区男子100米和400米自由泳比赛中,袁隆平不畏强手,勇于拼搏,劈涛斩浪,勇夺两项冠军,令全校师生刮目相看。接着,在湖北省的比赛中,他又夺得男子自由泳100米和400米两块银牌。对游泳的酷爱一直伴随他到今天,不仅强健了体魄,也塑就了他百折不回、勇于拼搏的鲜明个性。
    1948年,袁隆平随父迁到南京,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读完高中。当时,父亲袁兴烈希望他报考南京的知名大学,但19岁的袁隆平却对自己的未来另有一番设想。原来,早在上小学时,有一次参观园艺场,他就对生机勃勃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实的变化规律十分着迷,便常常想象自己置身其中,从事着这种有趣的工作。贤淑的母亲很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经全家协商,最后决定,让孩子自己做主,显然,这是一个既无奈、又“英明”的决定,也正是这个决定,成就了几十年后世界农业科学界一颗熠熠闪光的明星。于是,袁隆平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如愿以偿地跨进了“农门”。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袁隆平就读的农学系经合并、调整,成为国家农业部所属重点农业高等院校——西南农学院。大学期间,袁隆平主修的专业是遗传育种学,这一选择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使他的人生既曲折坎坷,又充满希望与辉煌。
 
他对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科学性产生严重质疑
    1953年盛夏时节,袁隆平结束了大学学习生活,走上了社会。他服从学校的分配,来到湖南省偏僻的湘西雪峰山麓的安江农业学校任教,开始了他长达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第一年教外语,他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还刻苦自学,努力提高听、写和阅读能力,到后来可以不必借助字典,直接阅读英、俄文专业资料。这给他以后的科研工作带来很大的裨益。
    进校第二年,校领导根据袁隆平所学专业,安排他到遗传育种教研组,讲授普通植物学、作物栽培学、遗传育种学等基础课和专业课。
    袁隆平很兴奋,为教好普通植物学,他下了一番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开始,到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的外在形态,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清晰地观察到细胞壁、细胞质和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一次又一次苦练徒手切片技术,一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在备课时,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我考问,自我解答,并到田间地头,实地考察,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寻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对一个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真正讲好。”
    袁隆平的课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因为他的课既形象,又生动,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而且举一反三,既有科学性,又有系统性,讲得深,讲得透。同学们也都反映,听袁老师的课,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听了还想听。袁隆平的爱岗敬业精神和他刻苦钻研的付出,使他成为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
    然而,袁隆平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自己能在农业科研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以报效祖国和人民,于是,精力充沛的他边教学,边搞科研,不怕苦,也不怕累,一心想搞出点名堂来。
    遗憾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的中国,在生物科学领域将欧美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扣上“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予以彻底排斥,而将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全面引进,奉为无产阶级伟大科学成果而大加褒扬,全力推广,充斥于全国所有的相关教学和科研之中。袁隆平所在的安江农校自然也不例外,他在课堂上根据教材向学生讲授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并依照该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譬如,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将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甚至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然后精心培育,最后仅仅收获了一些“奇花异果”,却没有得到任何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费力不小,结果搞得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袁隆平对此深感困惑,经过实践的检验,爱思索的他,对该学派的科学性产生了严重的质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在全国蔓延,一个个脸色蜡黄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也直接经受着饥饿的煎熬。一天中午,袁隆平走出校门,远远看见路旁围着一群人,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面黑似漆的尸体,周围的人脸上堆满了忧伤。严酷的生存现实,使袁隆平深深感受到“饿殍”两个字的刺痛,作为矢志献身农业科学的他觉得自己应该为父老乡亲做点儿什么。为此,他夜不能寐,陷入深深的思索,既然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派此路不通,那么,真理之路又在何方?
 
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说给了他新的灵感
    说来也巧,焦虑中的袁隆平突然眼前一亮,原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几本英文农业科技杂志中,他获悉,欧美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着重大指导作用,且成果迭出,诸如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无不令人瞩目。
    对孟德尔、摩尔根,其实袁隆平并不陌生。他知道,奥地利著名遗传学家孟德尔神父在布台恩修道院用豌豆进行杂交试验,总结出两条遗传学定律:分离定律和独立分配定律,并将其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之上。1865年,孟德尔在布台恩自然科学学会宣读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篇生物遗传学论文《植物杂交试验》,他所阐述的遗传学基本定律,成为当代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之一。美国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博士通过对果蝇的研究,证实了孟德尔神父关于基因和染色体学说的正确性,接着,他和几个学生在后来的深入研究中,继承和发展了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建立了内容更为广泛的遗传理论,该理论总结于1915年出版的《孟德尔遗传机制》一书中。摩尔根博士因其对遗传学的巨大贡献而荣获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尽管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公开谈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仍是犯忌的,但袁隆平既然看到这一学说的真理性,便义无反顾地大胆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讲杂交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领域的广阔前景。与此同时,他“打枪的不要”,悄悄沿着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的理论方向进行探索,研究水稻有性杂交这一公认的世界难题。
    盛夏的一天,骄阳似火,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早稻田中,袁隆平像往常一样,下课后挽起裤腿到稻田查看。突然,他发现一棵植株高大、籽粒饱满的水稻“鹤立鸡群”,顿时如获至宝,马上用布条加以标记,反复观察,并采集花粉在显微镜下观察。第二年,袁隆平把收获的稻种小心翼翼地播下去,结果长出来的水稻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他回忆说:“当时,我非常失望地坐在田埂上,……突然,灵感来了,水稻是自花授粉,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这一定是个天然杂交种。”
    接着,他想,如果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品种的花粉,就能得到具有杂交优势的稻种,但仅凭人力显然难以大量生产这样的种子。倘若专门培育出一种雄花退化的水稻,将其和其它品种的水稻混种在一起,用竹竿一赶,花粉就落到雌花上,就能大量生产杂交稻种了。
想到这里,袁隆平异常欣喜,对杂交水稻也更加充满信心。接下来,每到盛夏,水稻扬花吐穗时节,他都头顶烈日,脚踩烂泥,手拿放大镜在田间苦苦寻觅。
 
他的论文吹响“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1964年7月5日,这是个使袁隆平欣喜若狂的日子,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洞庭早籼稻田中,他发现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经自然变异产生的“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该植株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稻种。
    1965年7月,袁隆平和妻子邓哲,又在安江农校附近稻田栽培的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品种中,逐穗查找了14000多个稻穗,发现5株“天然雄性不育株”,连同上年发现的不育株,共计6株。经过连续两年的播种、收获,其中4株繁育出1至2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袁隆平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科学数据上的分析整理,撰写了第一篇关于杂交水稻的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于1966年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权威学术期刊《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他在文中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性状的保持系和恢复雄性不育能力的恢复系,从而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这将给农业的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论文的发表,直击传统水稻育种的“禁区”,被一些同行誉为“吹响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正当袁隆平“志薄云天”,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文革浩劫不期而至,地处偏远的湘西山乡亦不能幸免。造反派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概,将“一贯自由散漫、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试验田搅和得一塌糊涂,并扬言要把他关进“牛棚”,斗倒斗臭,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在这一天,袁隆平视为自己生命的雄性不育秧苗全部都被连根拔起,整个试验田被彻底破坏。事发第四天,痛不欲生的袁隆平才在学校一口废弃的枯井里,找到残存的五棵秧苗,悄悄隐藏起来,继续坚持做试验。
不久,文革中的两派争斗日趋激烈,已无暇顾及袁隆平的试验,这给他带来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于是,袁隆平加快了自己的育种步伐。每年冬天,他便和助手一起赶到海南三亚搞水稻育种。为保证育种进度,在路上,他们甚至把珍贵的稻种绑在腰上用体温催芽。袁隆平在和时间赛跑,期间,即使自己的孩子出生、父亲病故和岳母辞世,他都抽不出时间回去看上一眼。知情人说,那是老袁在拼命哪!始终热情支持袁隆平搞试验的陈明山先生回忆说:“袁隆平最难的时候是1970年以前,但他从来没有消极过,也没有抱怨过,即使有再多的困难也难不倒他。这样的人,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
 
海南发现的“野败”给杂交水稻研究带来新的转机
    从1964年发现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他的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仍未能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
    焦灼与苦闷困扰着袁隆平,但他并未知难而退,在深刻的反思中,他灵光突现,意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局限,重选亲本材料,利用“远缘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在这一新设想的指导下,1970年深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来到海南岛崖县调查野生稻分布情况,期冀有所发现。
    果然是“天道酬勤”,11月23日上午,李必湖与崖县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在农场铁路桥边的沼泽地,找到一片约0.3亩的普通野生稻。当时正值野生稻开花之际,李必湖像当年导师袁隆平寻找不育株一样,在野生稻丛中一株株仔细观察。奇迹出现了,李必湖和冯克珊发现三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而且这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稻蔸上,初步判断是一粒稻种生长出来的不同分蘖,此外,尚有不少匍匐于水面的后生分蘖。
    为弄清该蔸野生稻产生的原因及其研究价值,袁隆平和他的学生将其移栽到试验基地进行研究,确认这是一株典型的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因而命名“野败”。接着,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与之杂交,发现其它品种对“野败不育株”的性状均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令人感佩的是,袁隆平和他的学生并没有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而是以极开放的心态,立即向全国育种专家和农业科技人员通报了这一重要发现,并将这一材料无私地贡献出来,为其后的全国性协作攻关准备了宝贵的物质务件。
    1971年春,湖南农科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调入该组工作。1972年3月,国家农业部将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全国性的协作攻关。袁隆平将“野败”材料分发到全国10多个省市30多个科研单位,用上千个水稻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实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就在这一年,袁隆平选育成功不育系南优1号。
    1973年,在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广大科技人员广泛选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水稻品种,进行测交筛选,从中找到1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
    是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无疑是我国杂交水稻育种上一个历史性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交水稻的“优势关”和“育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对所育成的第一个杂交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袁隆平和同事们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来年更大规模的推广做好了种子准备。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对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一年三代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速度予以推广。1976年,在全国定点示范208万亩,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已达1.94亿亩,亩产也从原来的300公斤提高到500公斤,10年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农民群众交口称赞两“平”解决了中国吃饭问题,一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二靠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好品种。人们用真诚、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声。
 
“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1979年4月,袁隆平首次走出国门,应邀参加一次重要的国际水稻科研会议,此次会议在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远郊的洛斯巴洛斯镇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举行,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参加,其中包括4名中国水稻专家。袁隆平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杂交水稻育种》论文,并即席答辩,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981年6月6日,袁隆平因其所研制的三系籼型杂交水稻荣获国内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特等发明奖。这在国内引起轰动,也引起世界的极大关注。1982年秋天,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又一次学术研讨会。当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向主席台时投影机在屏幕上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英文字幕。全场顿时欢声雷动,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专家和学者一同起立,向袁隆平鼓掌致意。
    曾担任过印度农业部长的斯瓦米纳森先生也是著名的水稻专家,他在致词中高度评价了袁隆平的成就:“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向你们郑重介绍我的伟大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特邀客座研究员——袁隆平先生!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1985年10月15日,袁隆平首次获国际大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予他“发明和创造”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翌年10月,国际水稻研究所与湖南省科委、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长沙举办了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余位专家参加了此次盛会。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作了题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提出今后杂交水稻发展的战略构想: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再向“一系法”发展,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到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构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将是一次新的重大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一新颖的理论构想,令与会各国专家都深受鼓舞。
    不久,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相继举办了30多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为印度、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等30多个国家培训了数百名科技人员。袁降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先后前往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埃及和澳大利亚等国亲自传授杂交水稻技术,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们分享中国的科技成果。到2004年,越南种植杂交水稻即达65万公顷,而印度则为56万公顷,比当地最好的品种每公顷增产2至4吨。到2006年底,杂交水稻在国外的种植面积已超过3000万亩,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告别饥饿的同时,记住了袁隆平这个名字。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撰写了一部名著《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在书中,他高度评价了袁隆平的贡献:“袁隆平为中国解决贫困与饥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他将超级杂交稻之梦变成现实
    三系杂交水稻赢得世界性声誉,但袁隆平是清醒的,他没有就此止步。自从1984年6月15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他出任中心主任并于同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袁隆平便在思考着三系杂交水稻的缺陷和不足。科学没有止境,他于1986年10月提出杂交水稻未来发展的战略新构想,并迅即付诸实施,将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迈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1987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两系法研究得到国家大力支持,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由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科研单位参与的协作攻关。历经9个春秋的拼搏,袁隆平和他带领的攻关团队,拿出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成果。1995年两系杂交稻进入大面积生产应用,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亩产量比三系杂交稻增产5%到10%,从而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然而,此刻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在向袁隆平频频呼唤,那就是“超级杂交水稻”。原来,日本科学家在1980年曾提出“超级稻计划”,即“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拟以15年时间育成每公顷达12吨,即亩产800公斤超高产水稻品种。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亦提出培育“超级水稻”计划。“并定名为‘新株叶型育种计划’,拟于2000年育成每公顷达12吨的‘超级稻’。其后,多个水稻生产国竞相提出并实施自己的‘超级稻计划’”。尽管由于选育技术路线失当,上述所有计划均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但袁隆平同样被这个人类的共同梦想与希望所深深吸引,他将塑造优良的株叶型与杂种优势结合起来,提出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选育技术路线。
    1996年,国家农业部制定了“中国超级稻计划”。1998年5月,袁隆平向朱镕基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水稻的研究课题,朱镕基总理高度关注,当即划拨总理基金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他率领一支协作攻关团队,日夜奋战,经一年多的艰苦努力,迭破难关,超级杂交稻小面积试种成功,亩产超过预期。
2000年,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达到了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数十个百亩片和数个千亩片平均亩产700公斤以上。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论文在国际水稻学术会议上,再一次引起轰动,各国水稻专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中国人了不起!”2004年,超级杂交稻又达到“中国超级稻计划”第二期产量目标——亩产800公斤以上。目前,袁隆平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超级杂交水稻育种研究正紧张有序地进行,计划于2010年达到目标,对此,袁隆平充满信心。
 
“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整个中国”
    在袁隆平奋力拼博,向着一座又一座科技高峰发起冲击的时候,中国在关注,世界在关注,国内外一系列权威机构相继向他颁发了诸多大奖与殊荣——
    1987年11月,袁隆平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科学奖”;1988年3月,英国Rank基金会授予他“农学与营养奖”;1992年9月,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他“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1993年4月,美国菲因斯特基金会授予他“拯救饥饿奖”;1994年,香港何梁何利基金会授予他“何梁何利基金奖”;1995年5月,袁隆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5月,日本经济新闻社授予他“日经亚洲奖”;1997年8月,墨西哥授予他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先驱科学家”荣誉称号;1998年11月,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事务局授予他“越光国际水稻奖”;1999年10月,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新发现的永久编号为8117号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
    进入新世纪,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事业赢得更多的奖项和荣誉;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授予他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1年8月,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基金会授予他“拉蒙·麦格赛赛奖”;2002年,越南政府授予他“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荣誉勋章”;2004年5月,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授予他“沃尔夫农业奖”;2004年10月,世界粮食基金会授予他“世界粮食奖”;2006年4月,袁隆平高票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于翌年4月29日正式就任;2008年3月29日,袁隆平继此前一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博士之后,成为在北京荣膺“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的世界华人科技领域又一位领军人物。
    作为杰出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面对如此炫目的奖项和荣誉,他是怎么想的呢?袁隆平曾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1997年8月,我去墨西哥参加作物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国际研讨会,并被授予先驱科学家荣誉称号。这个会议有60多个国家的600多位科学家参加,其中有12位是中国人。我因为签证的关系,迟去了两天,在举行仪式的头一天下午才到。我到了后,其他同胞喜出望外地说:‘袁老师,你终于来了,这下我们的地位提高了’。原来在5名被授予先驱科学家称号的人里,其余4个人都是美国人。我听了,也感到很自豪。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整个中国!”袁隆平的话很朴实,但很真诚,因为祖国和人民在他心目中永远占有最高位置。
    袁隆平的朴实和真诚还体现在更多的方方面面: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他出差可以坐头等舱,但他从来都是买经济舱的票;他和夫人逛商场,看到10块钱一件的衬衫,一下买了10几件,他高兴地说:“这样的衬衫好,下田的时候穿着方便”;1981年,袁隆平获得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全国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得到10万元奖金,当时并不宽裕的袁隆平只给自己留下5000元,其余的都分发给了助手和同事;他几乎将所有大奖的奖金,都捐给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以奖励和扶掖对农业科研有贡献的人;如果袁隆平申请发明专利的话,或许他现在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可是他却把所有的发明无私地贡献给了国家;虽然袁隆平身价为1008个亿,但他每月的工资和补贴只有6000多元,有时还要拿出一部分支援给更需要的人……这,就是袁隆平。
    当然,他还有一个梦,“我梦见我种的水稻茎杆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帚还长,籽粒比花生还大,很高兴。我就在稻穗下乘凉。”这个像童话般美好的梦,不正是他毕生的追求吗?也正基于此,2008年9月18日,袁隆平在昆明“科学大讲坛”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本来,我打算2010年超级杂交水稻达到每亩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时,就退休了,但现在我决定还要继续干下去。”虽然袁隆平今年已经78岁高龄,但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有信心工作到2020年,直到完成超级水稻第四期亩产一千公斤的目标。
    这是袁隆平现实中的一个梦想,而不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相信,这个梦想将在袁隆平手中实现,而且是在2020年之前某一个阳光格外灿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