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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传媒】 历史回望中的温情与敬意 ——与历史学家马勇散谈《1911年中国大革命》

来源: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  日期:2022-04-27 19:58:59  点击:9146  属于:精英专访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作者 刘守序

 
      
本文作者与历史学家马勇

 
        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年的帝制社会,首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制度。辛亥革命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开始,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构。 辛亥革命发生一百年,对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和评价也持续了一百年。历史终究过去,一百年的沉积,已经足以让我们怀着平和的历史心态,以历史的逻辑性和对历史判断的合理性,对历史作出合理的描述和判断。 一百年过去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谐与富强的时代里,我们应该有理由、有能力、有自信怀着对民族历史的崇高敬意和朴素善良之心,平静而又豁达地回望历史,体会我们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况味,感知历史进程中的寒冷与温暖,知道我们自己也是历史中人。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先生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一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日前,记者与马勇先生以此为话题做了如下一番散谈。 在历史研究中感念历史 记者:对于辛亥革命最初的了解,是在中学时候读到的吴玉章先生的《辛亥革命》,后来逐渐有了关于辛亥革命、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邹容、徐锡麟、秋瑾以及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初步印象,但是,您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却给人以全新的印象,就个人而言,我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了解和认识恐怕从此被颠覆。

        马勇:关于辛亥革命,我是在这本书里讲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对于辛亥革命的结果,见仁见智,许多人觉得这场革命在西方列强和中国资产阶级介入后变质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实际上,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一场内战,避免了人民的生灵涂炭,而在这场革命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式智慧和胸怀,是应该让后人怀抱敬意去深深感念的。 历史是一门科学,是主观性最强的科学。史学研究所面对的一切都是过去,历史事变过程中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本身和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都成为历史,而历史学家所秉承的就是历史的逻辑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对历史进行合乎逻辑的、合乎真实性与合理性的扩充,还原一个真实的合理的历史。例如鸿门宴,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对那场宴席的经过和所发生的一切做过记录,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关于鸿门宴的历史事实,都是出自历史学家之笔,但是,我们却愿意相信它,这就在于除了鲜见的历史资料以外,逻辑的力量和史学研究上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这种逻辑力量和真实性选择,是人类文明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力量。历史研究就是历史研究。 辛亥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记者: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起义、暴动和各式各样的武装斗争,发生过十数次朝代更迭,或是农民起义,或是封建贵族集团或地主武装力量发动、参与的战争,推翻前朝统治,建立新的王朝,但是,封建制度却依然延续,依然是皇帝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的这些战争并不应该具有革命的意义,只是改朝换代,新皇帝取代旧皇帝,新皇朝取代旧皇朝。

        马勇:首先,对于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划分,我从来没有用过类似“封建社会”这样的概念,我只是用“传统中国社会”或者“帝制社会”这样的概念,这样更容易对历史进行客观的合理的把握。 从秦王朝开始直到清王朝终结,中国社会经历了两千年的帝王统治,而每一次的朝代更迭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性质,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延续两千年。正如你所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次武装斗争,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没有去改变中国传统社会本质,只是改朝换代。

        记者: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不仅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帝王统治,并且,经过短暂的立宪运动后就直接建立了共和制,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辛亥革命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马勇:是的。辛亥革命彻底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皇朝统治,并且,使得在中国历史上永远不会再出现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使然。 晚清政治上的失败 记者:一个王朝的终结,对其自身而言,无论如何都是悲剧性的。尽管政府有政府的合理性,国家有国家的合法性,但是,到了晚清时候,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的诉求有了新的内容,国家政治也开始有了可见的改良,然而,革命还是发生了,并且,在不长的时间内,政治上的要求由君主立宪转而直奔民主共和,传统的帝制乃至君宪主义都不再被人们提起,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帝制就这样结束了。

        马勇:实际上,晚清政府在对待改革的问题上,一直受到国内外、朝廷内外的多重压力,就是说改革是被动的,我在《1911年中国大革命》这本书中讲过。1901年,《辛丑条约》要求中国必须改革,这是直接的外部压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为实现民主共和的目标而进行的斗争,是朝廷之外的压力,而在朝廷内部以及统治阶级阵营中的立宪党人,积极鼓吹君宪主义并采取各种形式的斗争,是来自清廷体制内的压力。于是,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实施宪政,派王公大臣考察西欧各国以及日本的立宪政治情况,尽管发生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事件,但是也没有阻止清廷进行改革的决心,并在考察大臣回国禀奏之后,清廷更加坚定了预备立宪的决心。这些实际上都是在构筑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

        记者:是的。当时清政府计划用15~20年时间把中国引向君主立宪道路,但是,清政府后来走出一步步败棋,立宪道路也走不通了,最后的结果是直接实行民主共和,这对于已经开始实行政治改良的清廷来说,真的是始料未及。功败垂成,自扼其腕。 马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在接下来的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由于清政府尚未实行君主立宪制而被西方国家划到“君主立宪国家”之外。这是美国人干的。这件事情使清政府受到很大触动。 王公大臣们从海外考察回来,建议朝廷改制立宪,举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清廷随后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宣布逐步实施宪政。 就是你刚才说的,清政府在比较顺利地实施宪政的时候,得意忘形,开始走出败棋。结果把此前的努力和刚刚展露的政治改良成果葬送了。慈禧太后病危之际确立的摄政王载沣,性格善良,柔弱,缺少政治手腕,没有大的政治资本,终于没能担当起这场立宪运动的重任,使清王朝断送在他的手上。其中有两件重要的事情最为关键,一是清廷在分配权力时,把责任内阁中的9个席位给了皇族和满洲贵族,仅留给汉人4个席位,占不到三分之一,责任内阁成了皇族内阁,这就使清廷政府主导的政治改革黯然失色,激起立宪党人极度不满,人们开始不自觉地怀疑清政府对立宪的诚意。 另一个就是铁路干线国有化。就在责任内阁名单公布的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5月9日,内阁宣布全国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

        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在当时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出现了许多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包括挪用资金、贪污腐败等,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选择的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 本可以作为个案,逐个择机解决,结果是一网打尽,一律收归国有,这就侵害了民间资本的利益,并且从民间资本角度来看,这个政策是相当无耻的。 到了1911年11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出台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对包括军方在内的各地立宪要求给予最大限度的积极回应,在皇权、民权等方面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相对扩大了议会和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然而,这些对于清廷来说,都已经来不及了,革命已经起来了。 以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消失 记者:从1894年开始清政府进行政治改良,经过种种曲折,生发出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最终没能画上圆满的句号,而是到了1911年历史才走出了一个断然的结局,也就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坚持要实现的目标“建立共和”。

        马勇:史学界有这样一种共识,辛亥革命是在刻意模仿法国大革命。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12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大革命的路子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 记者: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变数,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也是这样。但是,历史却依然执著地向前发展,创造了不确定性和变数又克服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马勇:辛亥革命前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十分复杂,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如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清朝政府,都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角逐、博弈。在南北对峙的紧要关头,湖北军政府把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请了来,并委任黄兴为湖北军政府战时总司令,这些都可以看做湖北军政府以软硬两手对付袁世凯的软硬两手。湖北方面已经清楚认识到,南北僵局并不在湖北军政府和北洋军之间,而是能否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政府。

        记者: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后时刻到了,而南北战争变成了南北和谈,以致最终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是通过战争,也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而是以清帝“逊位”的形式,结束皇朝统治。 马勇: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 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 还有一点,我在书中这样说过,对于大清王朝的尊重,其实也是尊重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清廷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因为隆裕皇太后深明大义,制止皇族中的强硬派,接受了和平方案。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不能不说是当时各大政治势力以大局为重的结果。清廷、清政府、革命党、立宪党人和袁世凯以及他的那些北洋将领,各方政治势力不论拥有怎样的力量,他们都没有在这场大危机关头执意诉诸武力,而是坚持谈判,各自让步,从民族大义、国家前途着眼。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阻止战争爆发和蔓延,使亿万国民免遭涂炭,将政治交给政治家。这里不仅有孙中山的襟怀坦白、大公无私,也有袁世凯的勇于担当、郑重承诺。 更值得感念的是,隆裕皇太后和她的执政团队满洲贵族集团在关键时候的深明大义,以人民安危国家前途作为自己的最大利益,并没有作鱼死网破的最后挣扎,实行焦土抗战,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表现出一个王朝本有的潇洒与智慧。后世的中国人应该将这些和平的权力转移的历史过程铭记心头,以温情和敬意去看待一个王朝一个帝国的消失。 辛亥革命最终结局和其中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大智慧,是应该值得永远纪念的。 

 

 

      此文原载:《金融时报》
 
      编辑: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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