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 情系故里
——访当代白求恩行动发起人孙公铎
胡宪 （作于2014年7月）
编者按：当代白求恩行动发起人，原加拿大当代白求恩行动促进委员会名誉会长孙公铎教授因突发性脑溢血，不幸于2022年3月8日13时20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逝世，享年83岁。
孙公铎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弘扬白求恩精神，发起并积极推动“当代白求恩行动”在中国发展，为增进中加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促进中加医学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两天来，他的亲人、同学、同事、朋友们深切怀念他，他自觉践行白求恩精神的高风亮节值得广为弘扬。特重发此文以示悼念。
2014年7月7日孙公铎先生在蒙特利尔接受记者专访
2011年11月的某一天，编辑部接到一位读者来电，推荐采访刚从中国义诊归来的加拿大白求恩式好医生岑颖干（Dr. Dominique Shum-Tim）。读者满怀激情地讲述了自己如何与岑颖干大夫结缘，为何要助岑颖干大夫去中国讲学、义诊牵线……故事生动感人。笔者在答应采访岑颖干的同时提出对他本人也做个专访，这位读者连声拒绝。后来我们又“拉”了几回“锯”，采访的事就搁下了。这位读者就是“当代白求恩行动”的发动者——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退休生理学专家孙公铎先生。
2014年7月7日，刚从中国回来的孙公铎先生终于决定接受笔者采访，因为他有更多的好消息想与更多的人分享，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也需要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
本年度第一次白求恩行动
孙先生兴奋地说：“我这次回国办了三件事：第一，组织在北京的老同学聚会，征询这个年度的白求恩行动计划意见和建议；第二，组成4人小组赴贵州省黔西南自治州兴义人民医院总结前阶段的经验和今秋安排。小组成员由陈克铨、刘青、蔡嫣和我组成；第三，组织了今年的第一次白求恩活动：特邀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89岁的国际著名寄生虫学专家温廷桓教授在兴义做了有关螨虫学的专题报告。这对偏远地区的临床医生来讲，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很多医务人员对螨虫造成的各种疾病和危害认识不清，比如一些哮喘、粉尘过敏其实是螨虫引起的变态反应；还有非常普遍的青春痘、酒糟鼻等，螨虫也是罪魁祸首；螨虫甚至可以传染艾滋病……温教授在这方面有突破性研究，他的报告深入浅出，解答问题切中要害，打开了兴义市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的眼界，增加了诊断的准确性。这次行动说明我们的‘当代白求恩行动’在国内专家方面已经不局限于上海医学院的61届毕业生了，已经扩展为从‘祖师爷’到‘徒子徒孙’，都愿意为发扬白求恩精神出把力。今年10月份的第二次义诊行动将会有更多的国内外专家同行。我们三年前定下的‘以兴义为试点，树立医德榜样，探索医改模式，继而向全国推广’的计划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顺利进行……”孙教授讲起来滔滔不绝：“地方基层医院的医务人员对知识的饥渴让我非常感动。自从我们的‘白求恩行动’开展以来，兴义市人民医院每周开办三次业务讲座，形成了非常好的医学氛围。”
白求恩行动小组成员：（左起）刘青、陈克铨、温廷桓、孙公铎、胡选义
这次的行动小组虽然只在兴义呆了三天，但效率很高。同一时间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心外科胡选义主任和麻醉科曾祥刚主任也抵达兴义进行高难度的心胸手术。4人小组抵达兴义的次日便开始与杨玉林院长和各科室负责人举行高密度当面交流，听取院方提出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由陈克铨教授当场汇集，随即便向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和上医北京校友会做了汇报，马上开始了对口落实。目前，院方提出的大多数项目都可以满足，提出的派医生到上海培训可以很快实现。到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进修的人员也已经开始报名。
孙教授还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说：由于兴义市人民医院积极进取，近年来取得了很大发展，该院在全国6000多个县级医院中排名第40位，在西南地区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四川简阳医院，离成都市很近），近年被评为三甲医院和贵阳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其心脏外科手术水平已在贵州省排名第四。如此迅速的成长在全国也很少见。还有一个好现象是，该院一方面大力吸收国内外专家的支持帮助，一方面积极帮助和支持更加基层的县乡医院，开展层层接力帮扶工作，创办了金州医学沙龙等社会公益活动……这些都与五年来的“当代白求恩行动”分不开。
孙教授说：“一是专家下到基层指导，二是把基层大夫请出来进修，这种‘短平快’的援医形式效果非常好。去年11月汪忠镐院士参加了‘当代白求恩小分队’的义诊，并担任了兴义市人民医院名誉院长，两个月后该院便成立了中国西南地区第一家胃食管反流病治疗中心，并派医生去北京、上海向汪忠镐院士的学生学习，目前已开始接诊病人。”
他还说，今年十月份的白求恩行动也已初步落实，麦吉尔大学的岑颖干医生和两名助手，还有麦吉尔大学的眼科专家陈展强，全科医生应莺，加上孙教授自己将代表加拿大“当代白求恩行动”医疗小组，与中国方面的“当代白求恩小分队”再度会师兴义。这次已经确定的小分队成员有：汪忠镐院士、周其文教授、王家璧教授、何祖根教授、华伟教授，上海的呼吸内科专家钮善福教授、骨代谢专家王洪复教授、核医学专家陈可靖教授，成都的运动生理学专家金文泉教授等，还将包括几位兴义市人民医院急需的专家。届时，一个庞大的医学梯队将前往兴义。国内外的医务工作者们正在用实际行动继续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
孙教授还透露说，十月份的重点仍然在兴义地区，但也会去河南郑州。河南省是人口过亿的大省，贫困人口比例甚高。目前，岑颖干医生和陈展强医生已经接受了郑州市中心医院的邀请，将为河南贫困地区的病患开展义诊，正在那里“传帮带”的周其文教授（详见本报2014年5月29日397期当代白求恩行动系列8）已经开始筛选病人。筛选的标准除了来自贫困地区，还要有较高的医学挑战性，他希望来自加拿大的医生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引进来。
逆境中攻克科学难关
孙公铎1938年出生于温州名门望族。说到家乡，孙教授十分自豪，他一再强调：“社会上对温州人的认识不太全面，往往一提温州人就觉得他们会赚钱。事实上，温州人才济济，人杰地灵，温州出了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他们服务国家，热心公益，比如最近被评为加拿大皇家艺术院士的刘荣黔先生，他的祖籍也是我们温州；这次即将参加10月活动的陈展强教授的祖籍也是温州。”
孙公铎的祖父经商，父亲是外语教师，兄弟姐妹11人，他排行老二。“我舅舅曾任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是国内知名的内分泌学家。母亲从小就鼓励我向舅舅学习，长大学医。1956年我中学毕业，如愿考取了当时号称是‘中国哈佛’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上大三时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抽调进行专业定向培养，攻读航天生理。那时候这是很高的荣誉，全年级240多人只有极少数学习好的被选上。”
可是到1961年毕业时，一心想去科研机构大展身手的孙公铎却被分配到边陲省份的贵阳医学院教书。“说实话，当时我很震惊，因为毫无思想准备。50多年前的贵州非常落后，一天只有七两粗粮的配给，下饭的是牛皮菜，生活条件如何是可想而知的。生理教研室没有教授，也没有仪器设备，几本俄语杂志和外文书籍就是唯一的老师……在这种条件下我的宏大理想如何实现呢？”
当时孙公铎面前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消沉下去，一个是努力向前，他选择了后者。
到贵阳后不久，孙公铎打起铺盖去山上的农场放牛种地，手抓牛粪施肥，开始了“世界观”的“改造”。
从相对繁荣的大上海到绝对贫穷的边远山区，从一个富有家庭的长公子到背着药箱的田间人；在文革时期，孙公铎有四年多巡回医疗在万水千山的黔岭和少数民族聚集的乡间。这些经历极大锻炼和考验了这个对艰苦生活准备不足的年轻人，也让他对中国医药的落后和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思考。“在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我看到有的妇女因难产死亡，有的因为缺医少药，眼睁睁的看着病人死去，我十分震惊和悲伤。我暗自下定决心，要为贵州的医疗事业，为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的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孙公铎说。
60-70年代，中国出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针灸麻醉在西医手术中发挥了惊人的功效。可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这项技术却因为缺乏实验证据而不被世界承认，因此中央做出决定：动员全国医疗战线行动起来，对针麻原理进行科学攻关。
1972年至1974年，孙公铎有机会重回上医进修提高，他选择了电生理学。电生理学是用电子学技术探索大脑活动机制的研究领域，在当时属于“高精尖”新技术，要求基础知识厚实。孙公铎师从著名生理学家张镜如教授（后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他抓住这两年难得的机会全力以赴，第一年集中精力重复张教授过去发表的电生理论文中的试验，希望从整体上在电生理技术上接近或达到导师的水平；第二年他掌握了记录单个神经细胞电活动的急性微电极技术，在单个细胞水平研究针麻原理并发表了很有建树的结业论文。
1974年秋天孙公铎回到贵阳，开始着手针麻原理的研究。研究伊始他便遇到一个关键性技术难题：“我做过的急性微电极技术记录的是生命处于麻痹条件下单个神经细胞的放电情况，这就在逻辑上出现了悖论。因为针刺麻醉恰恰是在病人处于清醒状态下通过针刺穴位得到的麻醉镇痛效果，显然，急性微电极技术不适用这项研究，要研究针麻原理，必须在针麻相似的条件下采用慢性微电极技术。慢性微电极技术是在处于清醒活动状态下记录单个神经细胞的活动。”
孙教授解释说：神经细胞非常微小，直径只有几个微米，而探测单个神经细胞的放电可以理解为探测神经细胞的语言或信息。我们常用的微电极其尖端直径仅有1微米左右，不到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当我们打开颅骨，脑组织随着心脏的跳动而波动，其位移可以达到毫米级，也就是说，它的位移是细胞直径的上千倍。为了能够得到单个细胞的放电活动必须要保持被记录的神经细胞与细胞信号的探测器——微电极之间的距离必须稳定不变。因此，想记录动物在清醒活动状态下的单个神经细胞稳定放电，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技术挑战，在当时国际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实验室可以做，在中国还是空白。
面对如此艰巨的攻坚任务，孙公铎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他借助当时在贵州的中央企业，利用他们的先进设备进行试制合作。经过无数次的失败，经过两年多日日夜夜的顽强努力，孙公铎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在1978年全国针麻大会上他以8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展示研究的成果。当大会主席宣布“我国慢性微电极技术取得圆满的成功与突破”，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同年，他的技术和理论研究成果发表在代表中国科学成就的《科学通报》和《中华医学》杂志上，他个人也因此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被称为中国慢性微电极技术的首创者。那年，孙公铎刚好40岁。
孙公铎在后来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对兔、鸽、小型灵长类、鹅等不同形体的动物在清醒状态下进行慢性微电极技术的研究，捷报频传；接着，他在上述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慢性微电泳技术和遥测技术，填补了国内外慢性微电极的空白点，先后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获邀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并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的审评员和中国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这在当时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全国40多个科学院、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纷纷前来贵医参观学习，孙公铎也成为人们眼中“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孙公铎的名字在中国生理学界灸手可热，1986年他被调往南京某高校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92年出国，在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两年后的1994年，他在《科学》杂志（Science）上发表了科研论文-- Certical reorganization and Deafferentation in Adult Macaques 1994 V.265 P.546，登上了学术高峰。2000年孙教授退休。
1992年在蒙特利尔大学实验室工作
发起白求恩行动
孙教授说：“我在贵州工作了26年，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是在那里，最精彩的成就也出自那里。贵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国外我虽然有优厚的工作条件，退休后也衣食无忧，可我的心里总是挂念着那一片土地。年纪越大，越希望能用余生为祖国做点什么，感到不做点事，心里就过意不去。”
2009年，孙教授的一位亲属患了严重心脏病，一般医生不敢下刀手术，只有麦吉尔大学的岑颖干医生愿意冒险施救。手术很成功，家属们感激不尽。通过交谈他了解到岑颖干医生有华人血统，对祖先生活过的那片故土怀有深厚感情，一直希望有机会帮助中国。两位加拿大华裔医务工作者的报国情怀不谋而合，孙教授立即着手为岑颖干联系接洽单位。2010年他首先联系了北京协和医院，可岑大夫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自己没啥用武之地，他要求到更需要他的地方去。2011年，孙教授将岑颖干介绍到自己工作过的贵阳医学院。贵州的医疗条件在全国相对落后，比起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更大，岑颖干终于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了，他在5天中做了10例高难手术。听说他和白求恩大夫来自同一家医院，同样是义诊，同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当地患者称他为“当代白求恩”。这就是孙公铎教授推荐我们采访的背景。
第二年岑颖干医生下到更为基层的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义市人民医院义诊，我随行采访。自那以后他每年都去，不仅妙手回春，还极大提高了基层医院医护人员的医德和技术水平。其深远影响不容小觑。
2011年夏天，孙公铎还把加拿大内分泌专家、科学院院士，曾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过六篇学术论文的麦吉尔大学教授Dr. Barry Posner介绍到上海和贵阳讲学、义诊，受到当地医学院校的热烈欢迎。从此，他见到好医生就想往中国引荐，用他自己的话说，“也不怕人家讨厌，见人就说，几乎成了条件反射。”
参加白求恩行动的专家们。（前排右1 孙公铎，左6 王家璧；后排左1王洪复，左3 管林初，左8 罗爱伦，右3 钮善福，右6 汪忠镐
同年11月份，上海第一医学院61届同学毕业50周年联谊活动在母校举行，孙公铎被推选在大会上发言。“讲完了自己的一生，快结束时，我忽然看到台下一片银发，感慨万千，这些都是中国的精英，各科的专家呀！”他利用最后的几分钟，不失时机地介绍了岑颖干医生和Dr. Barry Posner院士来中国义诊的情况，接着大声疾呼：“在座的同学们都那么有作为，还那么的健康，你们仍有精力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能学习岑颖干的白求恩精神，发挥余热呢？”孙公铎话音刚落，周其文教授首先响应，高举手大声喊“我要去！”，接着一大批同学纷纷报名，孙公铎的激情点燃了同学们沸腾的热血。从这一时刻，以上医61届毕业生为主体的当代白求恩小分队开始酝酿，很快，在上医北京校友会会长陈克铨教授的推动下高速、高效地成型。
“我的中国梦”
上医老同学、老专家们的参与让孙公铎回馈祖国的抱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计划越来越具体，他自己也越来越忙了。
“当代白求恩行动”不再只是从国外向国内推进，不再只是个别人的个别行动，不再只是为贫困地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而是一项联合了国内外专家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宏伟事业，关系到中国的医改和医疗技术与世界接轨，关系到从医生到病人集体道德的重塑，也关系到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丝毫马虎不得。从组团到协调，从接待到购买机票，孙公铎教授事必亲躬，悉心打理。他说：“我这帮老同学都七老八十了，我不能让他们出任何问题”，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也在这个年龄组；他说：“这些外国专家都是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来帮助中国，我一定要照顾好他们”，但他从不提自己在这些年中，每年回国四五次，到基层医院了解情况、召集同学开会、动员新专家加入……所花费的金钱和心血。
在加拿大，他除了继续物色中国急需的资源和为志愿者医生筹集资金，还不顾晨昏颠倒，始终和中国保持高密度连接。就说打长途电话吧，他经常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直打到后半夜。
记不清多少次打开孙教授的邮件，一看发信时间是夜半，一股心疼的热浪便向双眼翻滚，毕竟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也太不爱惜自己了！
五年来，志愿走白求恩道路的医生多了，从一个到了十几个了，孙公铎教授的白发也更多了；开展白求恩行动的面广了，从一个省到多个省了，孙公铎教授的皱纹也更深了。假如你劝他注意身体，他会急赤白脸地说：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回馈祖国将是我这一生做的最后一件事，不争分夺秒怎么能行？他还时常引用汪忠镐院士的名言说：“我们都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但是不管高低，我们还是要蹦，蹦了再蹦……如果每一个人都把余力拿出来蹦几下，地球都会被震动！”
这诗一样的语言就是中国老一代医务工作者的情怀。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孙教授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我想，如果我们61届毕业生可以做，那么其他届的同学也可以做；如果我们学医的可以做，那么其他行业的，如工业、农业的也可以做；如果全国各行各业的同学会都能走这条路，它将汇集成滚滚的洪流，那将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呀，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2013年11月13日孙公铎教授在贵阳医学院见面会上畅谈
孙公铎教授简介
孙公铎 1938年7月出生于浙江温州。教授，研究员，博士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1956年考入上医医疗系，1961年毕业。1961-1986年贵阳医学院工作。1971-1973年上医进修电生理。返黔后从事慢性微电极技术的攻关研究，并取得成功，是我国慢性微电极技术的首创者。1986-1992年在南京从事研究工作。1992-2000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退休之后创业经商。2009年起从事公益事业。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均为第一作者。
主要研究成果：对体感皮层在长时程去神经后可塑性理论提出了新见解（Science 1994 V.265 P.546; Brain and Oral Function, Elsevier Science 1995 P199）。在国内首创慢性微电极技术和慢性微电泳技术。应用上述技术进行针刺，电针，脑内微注递质，肽类和神经药物等条件下分析行为动物单个神经元的放电与行为相关性的研究。首次发现单管双腔微电极的自动充灌现象并分析其原理。共发表中英文论文及研究报告百余篇，发表在《Science》，《Brain Research》，《科学通报》，《中华医学杂志》，《动物学研究》，《心理学报》，《贵阳医学院学报》等，以及专辑《Research on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and Acupuncture Anesthsia》（ed by H.T.Chang 1986）。曾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和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和《兽医学卷》条目的撰写。为中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1978）和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1986）代表。1980年起任中国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生物学部自然科学基金申评人。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集体（1976），国家教委授予的全国高校实验室先进集体（1990），荣立三等功。
重编：胡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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