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白求恩在行动》系列报道之七
不忍他人苦 方得神医术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忠镐
作者：胡宪
编者按：近日，我们发表了记者胡海采写的“分级诊疗与健康中国战略高峰论坛暨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分级诊疗委员会成立大会”报道和胡大一教授《学习白求恩》一文，反响热烈。应读者要求，编辑部重发胡宪撰写的《当代白求恩在行动》系列文章，重温先进人物事迹，弘扬白求恩精神，向高举白求恩精神旗帜、践行为人民服务理想，致力推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医务人员、专家学者和志愿者们致敬！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为胡宪摄影。
2013年11月8日汪忠镐院士在贵州兴义市人民医院做报告
从“当代白求恩”行动，到“光彩贵州”计划；从一名外国医生志愿去中国落后地区义诊，到一批国内老专家重赴“老少边穷”援医，由一颗颗爱心接连起搏的美丽律动越洋跨海，翻山穿岭，在中华大地迅速汇集并扩散开去。2013年11月6日，由上海医学院北京校友会61届毕业生为主体的“当代白求恩小分队”与来自蒙特利尔的“当代白求恩小组”在贵州会师。他们不计个人得失，愿以毕生凝聚的心血和理想，净化、重塑医者在百姓中的形象；他们不怕山高路遥，愿以老骥伏枥的豪情与壮举，为后辈树立前行的榜样。
当我在“光彩贵州”第一批白求恩小分队专家组名单上见到汪忠镐（正确读音为：hao）的名字时，立即请求采访这位人称“神医”，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中科院院士。可汪院士的时间实在是“不够用”，他想把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分配给病人，而不是记者。
终于，在汪院士的老同学、“当代白求恩”和“光彩贵州”项目的发起人、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专家孙公铎先生的引荐下，2013年9月16日一早我们从蒙特利尔出发，驱车700多公里，以探望老同学的名义在美国宾州会见了他。
横眉冷对千夫指
曾一同光着脚丫在操场上跑步，叫着彼此绰号并肩长大建立起来的感情到底与众不同，我们尚未坐稳，两位古稀老人已执手相拥，泪眼迷蒙，回到如歌的青春，就算一些当年“说不得”的话题，此时也成了珍贵的回忆。二老的这一层关系让我的采访顺理成章，孙先生的“暗中相助”更令我得到一些独家素材，确保了我的报道不会只是重复他人讲过的故事。
汪忠镐193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萧山区农村，身为长子，下有8个弟妹。他3岁那年，日本侵略军进村扫荡，他和妹妹跟着父母往浙南崇山中逃难，经江山到达闽北山区，颠沛流离中饱受饥寒恐惧之苦和数度死里逃生之险。那段经历在他幼小的心田深埋下爱憎分明的种子。“记得有一次日本鬼子快追上来了，我妈捂着妹妹的嘴巴，躲在三棵树后，才逃过鬼子的追杀。可再往前走，一路上看见许多的死人，满地是血……他们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从此我咬牙切齿地痛恨鬼子。还有一次我爹说鬼子来了，快躲进洞里去，可没等我们赶到，鬼子已把防空洞给炸了，死了很多的人，后来知道是有汉奸告密，因此我对汉奸同样恨之入骨！记得我们在浙南江山县平静了几天后，又逃往山里，回来时见全城焦黑，念书后才知道这是鬼子的‘三光’政策，最近我问了年长于我的来自江山的毛江森院士，他说不光是城里，镇上也同样被烧黑了。我妈还常对人说，有一次鬼子把大群难民包围了，一直杀过来，直杀到我妈跟前，我在妈妈怀里，两只大眼珠子直瞪着鬼子，结果把鬼子给‘瞪’跑了……这件事我不记得，但我记得从小就盼着快快长大，长大了好杀鬼子。可是等我长大了，却没有战场可上了，我能做的就是把对敌人满腔的恨转化为对同胞无限的爱，这个思想贯穿了我的一生。”
80年代，汪忠镐已是世界闻名的血管外科专家，去过国外20多所大学讲学和担任会诊的主刀医师，其中在日本的经历他永远铭记。1987年，他第一次去东京的国际会议做特邀报告。下了飞机，一时想不出什么方法宣泄胸臆，众目睽睽之下，他狠狠地蹬地三脚，人们都惊奇地望向他。这三脚多少解了点心头之恨。1998年，他在日本东北大学和东北血管学会讲学期间，主办方特意安排让他成为第一个走进仙台鲁迅博物馆（当时还未开馆）的中国人，并请他留下墨宝。他想了想，提笔写下一行大字：横眉冷对千夫指。寓意明显，毫不客气，当时的场面可想而知……汪老去了日本十多次，可以说全日本血管外科界的知名学者他都认识，尽管相互之间的学术关系都很融洽，但真正让汪忠镐敬重的却只有一人，那就是日本爱媛（Ehime）大学的横川谦悟（Kengo Tsunekawa）教授。“1989年，我应邀去做报告，在他的办公室看到他保存完好的一本本心爱的病例，心存敬意；后来他单独邀我去瓷器馆做实物描绘和烧制，渐生友谊；而更重要的是他曾经十分尴尬、懊悔万分地对我说：‘我在战争中对你的国人有罪，我的良心永远不安，也无法弥补。我想通过你，尊敬的汪教授，看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很接受他的这种态度，立即回答，我介绍河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外科的年轻医生刘民友到你这里参观学习一年吧，不过吃住费用你全管了。横川谦悟教授欣然答应。”
汪忠镐把在日本的讲学收入（Honararium）全部用于中国学生出国学习和开会的经费。他有五位学生在国际会议上得奖。
这种快意恩仇的性格，往好了说叫“有个性”，往坏了说叫“犟脾气”，很容易得罪人。可几十年下来，不管别人怎么劝，他这“臭毛病”就是改不了，他称之为“坚持真理，打击歪风邪气！”对着记者的摄像头，汪老自嘲是个“傻瓜”，笑着跟大伙儿说“不要学我”，可接着又俏皮说道：“不是也有人说是傻瓜创造了世界吗？”
俯首甘为孺子牛
汪忠镐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把患者的病给治好了。
1961年，汪忠镐从上海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分配到高手如云的北京协和医院。年轻的他很快便脱颖而出，原因是什么？就是他能“痛病人之所痛，急病人之所急”。他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当初那会儿得来的名气，是在急诊室里“十分乐意地”动手为老年肠梗阻病人（严重便秘病人）掏大便掏出来的。“这不用什么技术，不费多少功夫，手到病除，关键是你肯不肯做。”
在他还是“很下级”的医生的时候，就敢把别的大夫不收的病人揽过来。“有个20岁的病人，因生下来阴囊有白泡，名字就叫白旦，当时的个头不到10岁大小，穿着开裆裤，边走边从阴囊滴下乳糜，地上一条白线，无人收治，看着心痛啊！”汪忠镐把他收在急症观察室，想办法医治，最后居然给治愈了！两年后，长成了真正男子汉的白旦特地来医院表示感谢。这个病例被刊登在《中华泌尿外科》杂志创刊号上。
年轻时，汪忠镐经常管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病人，当时这种手术只有科主任才会做。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分泌胰液的胰瘘，伤口大，每天换药病人都疼得哆嗦，嗷嗷骂娘。而汪忠镐每次给病人换药，都能感到自己的心也在发抖。他日思夜想解决办法。从文献中他了解到世上共有4种处理胰腺残端的方法，可这四种方法都避免不了胰瘘。“既然四种方法都不行，我就去找出第五种，一定不让病人疼成那样！”“1967年，我负责协和医院的‘贫下中农病房’，当时的指导员是后来的卫生部副部长彭玉。那是我第一次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这时我已胸有成竹，我将一根普通塑料管插入胰管残端，打结固定，另一端经空肠引到体外，此法不仅解决了瘘的问题，还能及时准确地知道病人的胰液分泌量是多少。病人术后7天拔出塑料管，胰液直接进入肠道，第11天就出院了。”这个方法后来被推广应用，病人的难忍之痛就这样解决了。
很多文章把汪忠镐称作是“穷人的医生”、“人民的医生”，上述的“贫下中农病房”就是他响应“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边远贫穷百姓服务”的号召，与一些主动要求去祖国大西北扎根的医生们共同组成的。那时没有监护病房，汪忠镐曾三天三夜守着病人不眠不休，直到病人的病情好转；在文革“武斗”中，他曾冒着枪林弹雨抢救受伤人员，在吉林省蛟河一所中学校园里施行战地开颅手术，“2个月后，病人送来竹帘感谢，上书‘毛主席的好医生’”；他也曾爬上4千多米的祁连山顶，去给一位骨折的牧民看病，“第二天返回时突降大雨，山洪暴发，路也冲没了，这时我忽然看见前方有座小庙，躲进去才逃过一劫。可奇怪的是，40年后重访，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庙了，问当地人，都说从不知道那里有庙……”汪忠镐跟老同学细数陈年往事，笔者旁听，历历在目。
汪老说：“一个医生技术好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肯下功夫，不容易的是把病人的疾苦放在心上，体恤穷人，对每一个病人都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人那样去心疼、去呵护。”
汪老的父亲87岁时，肠子进去了巨大的疝气，因风险大无人医治，汪忠镐便自己上手。他给父亲做了最可靠，难度也最大的Mc Vey式修复术，术后父亲恢复顺利。“我对所有的病人都是一样的，不论他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他一贯秉承的待人如己，待人如亲的医者胸襟。
攻克医学难关
汪忠镐过硬的本领是苦练出来的。为了保证人体深部的缝合和结扎顺利无误，他深弯下腰，在高及膝盖的纸箱底部练习缝合和打结，一练就是好几个钟头；为了让缝合技术达到快、准、稳、柔，他独创新招：打盆水，放进两个漂浮物，然后将它们快速而又轻盈地缝合……
汪忠镐是出名的“发明大王”，从直肠癌病人会阴部长期换药造成的痛苦，他发明了“会阴切口连续冲洗/一期缝合法”；从先天性总胆管囊肿病人的6次手术后死亡，他琢磨出“囊肿必须切除再以空场重建的新术式”；从急性不可忍腹痛病人的不治，他提出了“肠系膜血管供血不全”理论（获中华医学杂志90周年纪念金笔奖的重要论文之一）；从上消化道出血病人分流中少数效果不理想，他完善了“布加综合症”的治疗体系；从病人手术后发生食管瘘及其治愈经验，他总结出“取栓导管——急性动脉栓塞的外科治疗”方法；从胃癌病人术后复发，他开展了1000多例胃癌的25年长期分析，提出“残端癌”概率为7%的论断，从而改进了手术；从久治不愈的致命“哮喘”，他发现了胃食管反流才是真正的“元凶”……汪忠镐院士40多年来对中国和世界医学事业的贡献巨大，无数患者因他的发明创造而获得第二次生命。
最近汪老去河南鹤壁义诊，一位十分健康的陌生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汪老没想到这是自己27年前救过的病人。当时的他因严重腹水和全身肿胀奄奄一息，其他医生束手无策，汪大夫巧施医术将他从鬼门关拉回。听说汪老到了鹤壁，他特从外地赶来谢恩，后来还在互联网发表署名文章为汪老扬名。
汪老说：“其实我那些所谓的‘第一’都不是刻意弄出来的，而仅仅是因为看不得病人受罪，看见了就要动脑筋去解决，一旦解决了就往往是一项发现或者发明。说白了，我的所谓发明创造都是病人给逼出来的。”
上网打出“汪忠镐”三个字，关于他的词条数不清。在他的医学成就中，笔者仅举感触深的与读者分享。
布加综合症（BCS）是由肝静脉和下腔静脉阻塞性病变引起的一种肝后性门静脉高压症，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人体下半身回流到心脏的血管堵住了。这是一种“东方特色病”，在中国黄淮地区出现较多，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七，病症之一是门静脉高压，表现为肝脏肿大、腹水、脾脏肿大、食道静脉曲张、呕血和便血；其二是下腔静脉高压，表现为下肢及会阴部水肿、下肢皮肤色素沉着、溃疡等，此病的最终结果是肝功能衰竭。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上很少有人对该病进行深入研究，一直是世界医学难题。但近30年来，中国在攻克布加综合症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一套完整的诊断和治疗理论体系领先于世界水平，数以千计的生命得到了拯救。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汪忠镐。
40多年前，布加综合症这个名词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汪忠镐还只是一名下级医生，他发现有的病人的门脉高压在术后压力并不下降，这让青年汪忠镐十分苦恼，并急于寻找原因和对策。一次，汪忠镐在学术报告中听说了布加综合症的概念，马上去图书馆查询，结果在《希氏内科学》中发现了对该病的介绍。虽寥寥数语，却打开了他的思路：为什么手术做得很好却不能降压，原来是因为下腔静脉也有阻塞！从这天起，汪忠镐对“BCS”这一世界医学难题发起了不见硝烟的攻坚战。
经过20多年的潜心钻研，流调人口68万，汪老在大量动物实验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对该病的病因、发病机理、分型、诊治，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大大减少了误诊率，他创建的十余种经典新术式，入选世界著名的医学教科书。这些成就使此病的死亡率由10年前的90％以上下降到5％以下，患者也不用再遭受长达30厘米以上的胸腹开口，术后恢复也快，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布加综合症诊治的新局面。国际脉管学院主席约翰教授和美国血管外科先驱杰克逊教授曾如此评价：“在布加综合症的综合治疗上，我们都没有资格发言，只有汪教授才是真正的权威！”
1987年，汪忠镐教授一手创立了国际布加综合症学会。为表彰汪忠镐在治疗布加综合症方面的突出贡献，1996年国际脉管学院将首次设立的“研究成就奖”授予汪忠镐；1998年汪老又在第18届国际脉管联盟大会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02年，他又在第四届国际布加综合症学会上，被大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患者的患德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是汪老当前最大的忧愁！他说：“现在国家比以前富了，穷人却看不起病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在汪老的眼里，给中央首长看病和普通百姓看病没有区别。“地位高的我不会多看一眼或留下线索，没地位的我不会少问一句或让人失望。有的人听说我给某大人物动过手术，想通过我套关系，那可是太找错门了。”
要说有区别，那就是汪老给普通人看病，除了问病情，还问病人的经济状况，以便设计出对病人最有利的治疗方案，有时他还自掏腰包为贫困病人买回家的车票。他坚定地对记者说：“我一辈子没收过病人一分钱，有一次还把人家红包里的钱摔到了地上……我是态度不好，但只要让人们知道我反对红包就好！”他还说：“尽想着从病人身上捞钱的医生根本不配白衣天使的称号。”
9月份在美国和汪老长谈了数小时，11月在贵州又和汪老相处了几日，笔者强烈感到：抛开大义小节不说，汪老绝对是性情中人。他不擅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对“坏人坏事”坚决抵制，对看不惯的东西当面批评；另一方面，他对“好人好事”也不吝啬赞美，高兴起来还会哼曲儿唱歌；他对病人、对同事、对朋友、对学生拿出全部的知识、力量、热情和友谊，毫无保留。他还特别念旧，至今牢记逃难福建时曾有一个小伙伴待他这个外乡人很好，半个世纪过去后，他专程去福州找寻这位叫季良功的同学，感谢当年的恩惠；他还爱打抱不平，大学期间一些同学被打成右派，他很生气，但无能为力，就整整四年不跟“落井下石”的同窗说话，50年后重逢，他非逼着人家给当年挨整的同学道歉；他为人正派，坚持原则，曾有人托关系请他在评定书上美言，他拒绝道：我一辈子没说过虚话，你最好还是另请高明；他严于克己，出差总是住最便宜的旅馆。有人说，你这么大名气的医生难道就这么不值钱吗？他回答：我愿意就值这么点钱！你们把招待我的钱用在更有需要的治疗上去吧……说到出差总住最便宜的旅馆，有一次还真差点出事！那是汪忠镐院士去山西太原参加重症布加综合症病人的会诊。飞机晚点，讨论好病情和治疗方案后已是深夜1点了，他住进一家小旅店不久，突然喉部发紧，无法呼吸，爬到门口求救，结果店中只有他一人，服务员竟反锁大门回家睡觉去了。“真是急死人啦！我挣扎着终于记起一个人电话并打通，才被送院急救，险些就气憋身亡……”
说到这儿，就要说说汪忠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这个几乎夺去他生命的疾病给他后来的事业和其他的患者又带来了什么？
自2003年，汪老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流涕，最初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后来又出现和睡眠进食相关的咳嗽、咳痰、气短和呼吸困难，被呼吸科专家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可这听上去很寻常的病非但久治不愈，还愈演愈烈。他曾5次因“支气管哮喘大发作”而入院急诊，包括那次在外地小旅店发生的险情。
汪老坚信自己得的肯定不是哮喘，可又找不出别的病因，就这样熬了一年多，直至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一名外国专家看到汪老的症状，提醒他考虑也许是胃食管反流病。
汪老一回国便展开自救，他拒绝呼吸科专家进一步会诊，直接到胃肠实验室要求检查。“食管pH监测结果证实我在21个小时间共发生胃食管反流220次，最长连续反流时间达40.3分钟，总反流时间累计169分钟。这说明导致我呼吸困难的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一种最严重的呼吸道并发症——喉气管痉挛，而非‘过敏性哮喘’！”结论出来了，可这病在中国无人会治，汪院士决定去美国找自己的好友，外科专家Ibrahim教授。“Ibrahim教授没为哮喘病人做过这个手术，说没有把握。我当即告诉他，我信任你，你只要通过手术把贲门哪怕是收紧50%就行，即便手术后没有任何效果，我也100%的感谢你。就这样说通了他为我做手术。”汪老话头一转说到：“我们经常提医生要有医德，当我作为一名患者时，我深刻认识到患者也必须要有患德。我当初若是没有患德，就救不了自己的命。”
2006年3月，汪院士在美国进行了胃底折叠术，术后呼吸立即顺畅，效果立竿见影。他痊愈后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得救了，可是还有多少和自己一样的病人被误诊，还在透不过气的痛苦中熬煎？我要用自己的劫后余生拯救更多的人！
汪老回国后一个月就在二炮总医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胃食管反流病中心，并受聘为二炮总医院名誉院长和胃食管反流病中心主任。到目前为止，该中心已成功救治了胃食管反流患者近四千例，这项工作仍在全国继续推广和进行中。
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2012年底，当孙公铎先生邀请他参加“当代白求恩小分队”，和岑颖干医生一道去贵州义诊时，他马上同意。2013年11月在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人民医院和贵阳医学院，他马不停蹄地走访科室，指导工作。兴义市人民医院欲聘请他为名誉院长，这位拒绝了不少“大医院”邀请的“大院士”欣然接受。他说，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基层医院的素质水平，特别是边远地区。他多次强调，绝不挂虚名，要当就要当出个样儿来。
笔者了解到，在汪忠镐院士的指导下，兴义市人民医院已开始筹建西南地区第一家胃食管反流病中心的立项研究，并已派出了4位科室医生到北京向汪院士的博士们学习，汪忠镐也将到兴义去指导和帮助工作。
笔者在贵州先后听汪院士做了两场报告，题目是“爱心与思路——一名医生的成长”。他在报告中谈了几点高屋建瓴的体会：第一，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必须要“视而见，见而思，思而行，行而果”。他说：“医生不能对病人的疾苦视而不见，见到了就要思考，继而行动，而这个‘果’，小的方面指患情好转、治愈，大的方面是推动学科的进展和走向世界”；第二，医生必须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把病人的疾苦放在心中，尤其是危急、疑难、重症病例，必须要有“说时迟，那时快”，分秒必争、毫不犹豫和迎难而上的勇气，这样才能进入最佳思维状态，激发灵感火花，从而为患者探索方法，解除病痛，带来希望；第三，爱心和创新是科学的灵魂和成功的基础。爱病人，是一名医生成功的最大动力，也是医学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第四，“外科是爱心指导下的科学、艺术和哲学（Science, Art and Philosophy）”。这最后一句话写在幻灯片的最后一页，可以看做是汪忠镐院士一生的追求和总结。汪老热爱自己的外科生涯，人称“神医”、“神刀”。他给病人做手术，总是又快又好；他刻苦研究新刀法和新术式，力争让病人的术后疗效发挥到最好，还要做到疤痕尽量隐蔽、美观，使病人日后的生活品质不受到影响。
与汪老贵阳一别，将近半年过去，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依然能不时收到他的消息。最近，俄国功勋科学家Anatoli M.Ignashov院士邀请汪忠镐院士到拥有五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巴甫洛夫学院做报告，题目包括布加综合症、夹层动脉瘤和胃食管反流病，都是国际医学尖端课题。本文发表时，汪忠镐院士已从俄罗斯载誉归国，正在筹划今年下半年的“当代白求恩行动”。
汪忠镐院士是中国的骄傲，是人类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个渴望光明的人想要靠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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