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白求恩在行动”系列报道(1)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

编者按：近日，我们连续发表了记者胡海报道的“分级诊疗与健康中国战略高峰论坛暨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分级诊疗委员会成立大会”采访文章和胡大一教授的《学习白求恩》，引起强烈反响。应读者要求，即日起编辑部连载《当代白求恩在行动》系列文章，重温先进人物事迹，弘扬白求恩精神，并向高举白求恩精神旗帜、践行为人民服务理想，致力推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医务人员、专家学者和志愿者们致敬！

《当代白求恩在行动》系列报道之一

“当代白求恩”

——访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心胸外科医生，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岑颖干（Dominique Shum-Tim）* 

本文作者：胡宪

2011年12月岑颖干医生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办公室 摄影：胡宪 

2011年11月10日，中国贵州门户网站刊出一条图文消息，题目是：《不拿报酬就为患者做手术，像白求恩一样》，介绍来自加拿大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心胸外科专家多米尼克（Dominique Shum-Tim，岑颖干）自愿来到中国大西南，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无偿为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患者施行心脏手术的感人事迹。他五天里做了十例高难手术，个个成功；他倾尽全力，分文不取，被患者称为“当代白求恩”。
一个月后，记者闻讯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心外科病房采访了这家医院第二位当中国人民需要的时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衣天使——岑颖干医生。
出生在传统的中国家庭
提到白求恩，岑大夫说：“我小时候在澳门上学，放暑假去广州叔叔家住，曾看过白求恩大夫的电影，知道他是国家的大英雄。我和白求恩大夫来自同一家医院，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知道自己远不如他。”
岑医生和白求恩医生确实有些相同之处：他们都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厚爱，带着先进的医疗技术，不怕条件艰苦，不计得失报酬，前往中国贫困地区救助中国人的加拿大外科大夫；他们之间的不同点，一个是在战争年代，一个是在和平时期，而最明显的区别是，岑颖干医生是100%的炎黄子孙，他去中国，除了出于国际主义的献身精神，还因为血脉中那一腔永难改变的华夏热血，长期以来都在为报效祖国而日夜沸腾。
1964年，岑颖干出生在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里。他的父亲是广东顺德人，母亲是当地第二代华侨，他们勤劳、本分，对子女最大的期望就是“读好书、做好人”。1974年，由于政局变动，学校不再教授法语，万分重视教育的父母只好将两个女儿送去加拿大，把9岁的岑颖干和他12岁的哥哥送去澳门上学。“我的童年很困难，我和哥哥在亚洲，父亲和母亲在非洲，而姐姐们却在北美洲，一家人天各一方。直到7年后姐姐完成了学业，找到工作，我和哥哥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全家才得以团聚，这段经历对我人生的影响非常深刻。”岑大夫回忆说。
1983年，学习刻苦努力的岑颖干轻松考取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主攻心胸外科，1994年获医学硕士学位；95年至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做研究员；98年回蒙特利尔，在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附属医院任心胸外科主刀医师；2004年被任命为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外科部副教授。
十几年来，他发表了上百篇专业论文，他因知识全面、经验丰富、手术精湛而享誉业界。从1998年到2003年连续获得蒙特利尔儿童医院Sessenwein研究奖；2000年，获魁北克心脏和中风基金会颁发乔纳森金球奖（Jonathan Ballon Award）；2003年又获该机构颁发加拿大皇家银行奖（Royal Bank of Canada Award），表彰他在脑区疾病研究中所做的建议项目（for the best research proposal project in the area of cerebralvascular disease）；2007年荣获麦吉尔大学医学院院长研究贡献奖（Dean’s Research Recognition Award）。
“回报祖先国是我多年理想”
岑颖干医生说：“我能来到这里，上大学，当医生，去哈佛深造，掌握专业技术，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总是梦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当作礼物回馈社会，特别是回报中国。我从父母那里，很小就知道中国是我们祖先的根，那里的人民生活不富裕。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还知道了那里的医学技术尚不发达，我更知道自己可以为中国做很多事情。两年多前，我认识了孙公铎先生（蒙大医学院退休教授），他在听我讲了自己的理想后，开始帮我联系中国。”
孙先生帮岑大夫联系的第一家医院是北京的协和医院。2010年8月和2011年3月，岑大夫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和南京医科大学进行讲学、示范交流活动，在此期间，他感到中国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很好，不太符合他去中国效力的初衷，多次提出要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因此，深受感动的孙公铎先生2010年11月第一次把岑大夫带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二十多年的西南城市——贵阳。
“了解到中国的西南省份相对落后，贵州又是多民族地区，我很乐意去那里。坦白说，贵医的条件好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但还达不到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水平。”岑大夫说。
岑颖干至今忘不了第一次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做手术的日日夜夜。“如同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头一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我怕父母担心，根本没有告诉他们我将会在中国拿起手术刀。要知道，心脏手术是出不得半点差错的，每一秒钟，每一个动作都关系着病人的生死存亡。我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你必须了解那里的设备和器械，必须熟悉你的助手，知道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完全不像我在这里做手术：团队配合默契，东西都在架子上摆着，要什么有什么。”岑大夫说贵医为他安排的第一个病人就不得不推迟手术，因为医院没有可用的材料，他们后来只能从外省连夜调来。
岑大夫那年在贵医工作了五六天，回到加拿大却思索了几个月：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方法？
等到去年11月再去贵州，岑大夫已胸有成竹。他提前研究了病人病例，将一切必然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情况都纳入了行动计划：自己将在哪一天到达，哪一个病人要排在哪一天、哪一时麻醉，每一个手术都需要哪些材料和器械，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岑大夫给中国病人做的手术，都是难度较大的，例如报导图片上的那位22岁的苗族大学生，患的是主动脉瓣二叶畸形、主动脉右冠窦瘤破裂，亟需实施右冠状动脉窦修补及主动脉瓣置换术。手术级别在全中国属较难范围。为了确保手术成功，岑大夫还带去了自己多年的助手。这名技术员得知岑大夫去中国是做义诊，他也表示不要报酬。
岑大夫说：在外国做手术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对性命攸关的手术，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一味按照西方的规格和要求去做是不可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那里没有，因此我们只能让自己去适应那里的条件，看那里有什么。比如这次给一个病人做手术，他流了很多血，但我们不能采用像在这里一样的措施，结果一个本来应该4个小时就完成的手术，我们做了将近7个小时。可是我很高兴，因为手术非常成功，贵医方面也学到了一些从未接触过的新技术。”
建立长远目标
岑颖干大夫是麦基尔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和蒙特利尔儿童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每年有大量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他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尽管如此繁忙，他在过去的一年里竟然去了中国三次，由此可见，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已成为他割舍不下的一份牵挂。
他说：“我每次去中国都很激动。回到加拿大后，经常会拿着在贵州贫困地区拍的照片告诉孩子们说，我们是从那里来的，我很可能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要帮助他们。我庆幸自己有这个技能可以帮到他们。”说到这，岑颖干医生的眼睛湿润了。
他擦了擦眼角，继续说道：“贵医是一间很好的医院，但我发现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不光是指在技术层面上，还有一些理念。我想以后经常去那里为病人们服务，同时帮助医院和医生们提高各方面水平。”
他还说，北京阜外医院是世界最大的心脏病医院，年手术量超过一万，加拿大最大的医院也不过2千。“他们的技术条件和临床经验都很好，但是在管理思维上和西方有较大差距。比如我们鼓励病人手术四天后就回家，这样有利于病人的循环系统早日恢复。但在中国，同样的术后病人会被留在医院一周，甚至一个月。”
岑大夫还发现，中国医生在婴幼儿心脏病方面很有经验，但是对治疗成人常见心脏病却经验不足。他认为这与很多成年人有心脏病却不及时看医生有关。他说曾有一个急诊病人在手术前提出非要见岑大夫一面，“我非常吃惊他到了这个程度还能走动。”岑大夫说：“我见了他，向他做了解释，这是我在中国做的最大的手术。当他醒过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应该早点看医生。”
“我很幸运，”岑大夫说：“在北美，一般的心外科医生，或者擅长给成人做手术，或者擅长给儿童做手术，而我对成人和儿童都行。”这样的资历使他在中国行医、讲学都游刃有余，倍受欢迎。
目前，岑大夫已经和南京医大和贵州医大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2009年，他在蒙特利尔接待了24名来自南京的医学生，带他们参观，邀请他们观摩手术，学生们大开了眼界。
岑医生对如何帮助和提高中国落后地区的医疗条件有很多设想，有的已经付诸施行。比如，他计划每年安排一定时间去贵阳医学院工作，几年后，让贵医的心外科手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他还想争取安排贵医的医生定期来加拿大进修学习，让他们在学习技术的同时了解西方在病人术后康复方面的处理。
他的理想是：“我可以去那里做手术，也可以邀请更多的加拿大专家去帮助和传授经验，但我不想让他们依赖我，我想让他们有能力做到和我们一样。我常对他们说，我可以每年都回来，但是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不再需要我做手术了，只是欢迎我回来看看走走。”
最幸福的医生
记者问岑大夫，什么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他说：“心脏手术不比寻常，可以说每一个手术都关系人的生死。我最高兴的时刻就是手术后病人醒来了，去查房时，病人说感觉很好。意识到自己又救了一个人，那种感觉非常幸福。”
岑大夫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10点多了，他被召去为急诊病人做手术，手术结束时已经是凌晨4点了，接下来要为计划内的病人准备手术，每一个都不能拖延，每一个都不能请人代替。那天，他一连做了四个手术，只吃了一顿饭，只坐在椅子上休息过，创造了32小时内救治四人的医疗记录。今日说起，他依然幸福满盈。
岑大夫说：“手术台就像战场，大夫就像战士，手里掌握着病人的生命。敌人来了，你不能说，嘿，我现在不打仗，因为是早上四点；你也不能说，我已经打了多少个小时了，我要休息了……你的工作性质就是每周七天，没有夜晚。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
“压力自然是有的，”岑大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每次做完手术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但我对自己是满意的，这最重要。”
从医20多年，岑颖干大夫已经数不清救过多少人了，他只记得每一次成功都给他带来一份幸福，因此，不管多忙多累，他都认为自己是最幸运，也是最幸福的人。
永不满足
“科学是没有止境的，科研是我的另一个生活主旋，”岑大夫说：“科研让我保持思想开放，吸引我去研究一些非传统的方法，搞创新，为科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20多年前，岑颖干去美国当研究员，第一天就被要求观察猪在接受了脑外伤手术后头部温度的变化。“那时我刚到波士顿，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我问我睡在哪里，他们说就睡在实验室，我惊问：‘啊？！’”就这样，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加拿大年轻外科医生岑颖干，到哈佛进修的第一天竟和一头猪“共眠”了一夜。“20年后的一天，我看到一个大夫用的技术正是当年我们从那头猪身上研究得来的，我就对那大夫说，嘿，这项技术是我20年前睡在一头猪的旁边发现的……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这种奇妙的感觉和经历吸引和鞭策着岑颖干医生在科研领域也捷报频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搜索，只要打出“Shum-Tim D.”这几个字，岑医生发表和出版过的论文和书籍目录翻半天也翻不完。
记者还了解到，岑大夫的妻子也是出生在马达加斯加的华侨，他们有三个孩子，从8岁到14岁。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孩子们从小积极参加学校和社区的慈善活动。当海地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他们把自己的压岁钱和零花钱都捐给红十字会，帮助灾区难民。
我们看到，老一辈华侨的优良传统和拳拳爱心一代又一代在后人身上发扬光大。我们为蒙特利尔有岑颖干医生这样杰出、高尚的华裔同胞而感到无比自豪！
 
注：采访时岑颖干医生是副教授，现为正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