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传媒】 ​​​​​​​毛泽东与佛教文化 (一)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讯】

　　文／ 王学信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终其一生，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不解情缘，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他不仅从小就有接触、认知，其后更披阅佛经，精研义理，对佛学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且时出惊人之语，令世人自叹弗如。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延安窑洞，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与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娓娓而谈。忆及少年往事，他回忆说：“我母亲信佛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的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

　　母亲信佛对毛泽东产生重大影响

　　少年毛泽东对佛的信仰质朴而真诚，并将之作为一件重要而神圣的事情来看待，显然，母亲的信仰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村佛教女性信众，虽然不识字，不能谈经论道，但她一心向善，虔诚信佛，持诵阿弥陀佛暨观世音菩萨名号，未尝一日稍辍。白居易有诗云：“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使忙似箭，还是阿弥陀。”这正是千百年来，广大净土法门信众的日常修持。

　　文七妹的虔诚信仰，连同佛教文化中的诸多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深深积淀在她的内心和生活中，成了她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她慈悲大度，心地善良，博施广济，严已宽人，乡里四邻，无不夸赞。由于先前夭折过两个孩子，文七妹生下毛泽东后，为了让他顺利长大成人，她四处求神拜佛，恳请佛、菩萨慈悲加持，保佑毛泽东，甚至虔诚发愿，吃起“观音斋”。母亲的影响是巨大的，童年、少年时的毛泽东耳濡目染，也成了一名虔诚的小信众。母亲生病时，他也到处求神拜佛，祈求佛祖保佑，而每逢年节，向观世音菩萨顶礼膜拜更是他不可或缺的“功课”。

　　1919年10月，母亲突然病逝，时年25岁的毛泽东正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惊闻噩耗，五内俱焚的毛泽东星夜赶回湘潭老家韶山冲。他守在母亲灵前，一灯如豆，慈母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目前。毛泽东悲痛之余，挥毫写下一篇哀恸感人的《祭母文》，对母亲的慈悲情怀寄予了深深的思念：“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小大亲疏，均侍报赉。”

　　不久，毛泽东写信给好友邹蕴真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母亲就属于这第三种人。毛泽东所推崇的以其母亲为代表的“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恰恰体现了大乘佛教所倡导的“慈悲喜捨”、“舍己度人”的人格魅力与思想境界，这与毛泽东日后大力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又何其相似！

　　清末民初的思潮，使毛泽东受到佛学熏陶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文化思潮的走向呈现出积极探讨和研究西学与佛学的鲜明特色。当时的一流学者及学术领军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等，重新肯定了佛学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价值及其救世拯民的现实意义。潮流所至，诚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学佛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吾师友多治佛学”。

　　在此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深受文化思想界精英人物梁启超、谭嗣同影响的青年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佛学思想的熏陶。据有关资料披露，当时毛泽东阅读过一些重要的佛学典籍，并进行了研究，对佛学之缘起性空及慈悲、平等等教义颇为认同。

　　1917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在文中，他认为：“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耶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呵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同时，他指出：“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敬。”在毛泽东的笔下，释迦牟尼、耶稣、老子、陆贽、朱熹，都是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思想大家，对他们自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崇敬。

　　同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亦师亦友之黎锦熙先生信中说：“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若以慈悲之心，由此小人者，吾同服也，吾宇宙之一体也。”此处文字所透出的，正是大乘佛教所倡导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救世理念。1920年6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言语、文字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信中清晰地表达了他对佛学的兴趣和研究意愿。

　　在不断探求新的人生意义期间，毛泽东和他的同窗好友作为“游学先生”，常于假期周游社会，佛家寺院便常常成为他们栖止和探讨人生价值的场所。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好友肖子升游历了宁乡县的香山寺、白云寺和密印寺。他们饶有兴致地翻阅了寺院所藏的各种佛经，还与寺中的方丈一起认真讨论佛学经义。肖子升后来回忆说，在回归的路途中，两人意犹未尽，又兴致勃勃地谈论起佛教与人生的哲学问题。张昆弟在日记中也曾记载，1917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诸好友夜宿昭山寺，彻夜未眠，畅谈人生及谭嗣同的《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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