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学信：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曾任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等。
１９２６年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快速向北推进，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的２０万大军接连遭受沉重打击。当时，北方冯玉祥部改称国民革命军，张作霖的奉军乘机入关，而吴佩孚集团内部刘左龙于阵前哗变，大将靳云鹗也逼宫要吴下野。面临如此困境，吴佩孚冥思苦想，决意暂避四川，投奔杨森，恰逢杨森来电相邀，遂带眷属及数千卫队辗转入川。
巴蜀暂避 余威尚存
吴佩孚入川后，将行辕设在杨森驻防的奉节白帝城，继续保留八大处的设置，对外依旧号称“讨贼联军总司令，”保留着“孚威上将军”头衔。这时的蒋介石已和武汉的汪精卫握手言欢，但对吴并不放心，担心他东山再起，遂于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６日，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对吴发出通缉令，并解除了杨森的二十军军长职务。然而，四川军阀云集，除杨森外，刘湘、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等都与吴交谊甚厚，在他们的保护下，所谓通缉令无异于一张废纸。
其后，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蒋介石与冯玉祥、闫锡山的中原大战相继爆发，吴佩孚见时局混乱，拟再振余威，因以“孚威上将军”名义通告各国驻华使节，准备武装进入武汉，实行劝解。这一调停计划立即赢得一片赞扬声，曹锟、冯玉祥、闫锡山通电赞同，奉系、桂系积极响应，四川军阀也大都支持。后因情势有变，这一计划并未真正实施，不过蒋介石见吴佩孚仍具相当影响力，便决意与吴修好，以借其余威号令各地军阀。
１９３１年春，蒋介石电邀吴佩孚到南京会晤，并称已在杭州西湖为吴备下行馆。此时，北方诸省也向吴佩孚伸出热情之手，张学良特派奉天省省长宋杰生入川向吴征询国是，老部下于学忠从北平写信给吴，建议其北上。此外，尚有谋略之士专程赴川向吴请教，建议旧军阀联手以对付新军阀。一时间，吴府宾客盈门，应接不暇。吴佩孚权衡再三，终觉北方可靠，而蒋介石为人狡诈多变，令人难以放心，因此，吴边向蒋电示准备东下，“欣然应召前往南京”，边对北上作了周密安排。
不赴蒋约 悄然北上
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２日，吴佩孚先向南京发出一纸电文称：“此次承蒋介公电邀南游，溢精之爱，义当即日敬赴嘉召，借酬雅意。居蜀五载，诸叩庇拂，青城峨眉，又屡经袍泽见邀，迄未一往，各山胜友，两系于怀。际兹首夏清和，便宜寻幽访旧，兼与诸公临岐把别，面申谢悃。随即取道成嘉渝万，转轮东趋……”接着在成都、川北军阀电邀下，吴佩孚前往成都等地遍游名胜古迹，所到均受隆重礼遇，令吴感叹不已。吴的知已杨森、邓锡侯深知蒋氏为人，亦不知吴大帅是否真要赴南京之约，纷纷劝吴北上，说：“蒋介石阴险万分，口蜜腹剑，不可轻信”。吴虽深然其言，但亦不轻泄北上计划。
此时，蒋在南京等候吴佩孚已略显焦躁，便一再电催前往，“共商国是”。而吴则神鬼不知地由灌县西行，悄然穿越川北原始森林进入甘南，一路上由邓锡侯派专人保护，故此十分顺利。入甘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战而撤至关内，日寇悍然侵占了我东三省。吴佩孚基于民族义愤，向成都日本领事馆发出通电，指斥日本“前既据我东鲁，今又窃我沈阳，人谋虽巧，公理难容，”要日本“早日撤军，免殆战祸”。
电文一出，响应者众，四川、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军政大员纷纷表示，拥护吴佩孚主持内外军务，出山抗日。蒋介石当然不愿吴重振雄风，随即以各种手段向五省施加强大压力，终使吴氏此番抗日之举未能如愿。
重返北平 壮志难酬
鉴于当年吴佩孚与张作霖曾义结金兰，张学良每以世叔称之，而张学良此时正担任北平军分会主席，吴便决定去北平，看是否可有所作为。
１９３２年初，吴佩孚乘专车到达北平西直门车站，张学良亲率众多文武官员热情欢迎，吴旋驱车到自己的住所——东城什锦花园。次日，吴佩孚到西城顺承郡王府拜会世侄张学良，甫一落座，吴便站起来质问：“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见世叔面有不悦之色，张学良只好如实答道：“我有命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懂？”吴忍不住教训起这位世侄来。见话不投机，吴坐了一会儿便告辞而去。
翌日，张学良到什锦花园回拜吴佩孚，吴力劝张学良收复东北，并表示他可领兵直赴前敌。此时的张学良顾左右而言他，感慨道：“这一次十九路军在淞沪单独抗日，居然也打了几个胜仗。”吴见张学良一时难以改变其心意，便在什锦花园关起门来做大帅，吟诗作画，向到访宾客大谈《易》、《礼》、《春秋》。而张学良又接到蒋“敬鬼神而远之”的指示，对吴佩孚的拜访便多为礼节性的，次数亦渐为减少。
后来，张学良因东北沦陷而被迫下野，何应钦接替张任北平军分会主席。他遣散了吴的余部，甚至连什锦花园的门卫都换上了北平市下属的警官。这令吴佩孚很是郁闷，但他的豪气丝毫不减，与来客谈话时常说：“别人说无有办法，我说吴有办法，我吴佩孚对国事是有办法的。”
以吴氏当年的影响力，倘高举抗日大旗，振臂一呼，北方诸省军力共赴国难，收复东三省失地并非不可为，因当时日本军力未如后来之强，国内亦有撤军呼声。然而，斯时国内各政治、军事派系错综复杂，吴佩孚手中又无现成实力，致使这一设想胎死腹中，实使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徒呼奈何！
华北沦陷 拒当汉奸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鼓吹“中日提携”和“大东亚共荣”，妄图通过收买一批在野政客和军人等手段，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
为此，日本人不惜重金，企图拉拢吴佩孚出面总揽华北傀儡政权，他们先指使华北伪政权头子王克敏出面，聘请吴出任特别高级顾问，月致车马费五千块银元，吴佩孚虽然收下车马费，但拒绝接受顾问一职。日本人以为尚有活动余地，便向他提出担负“兴亚”重任的要求，于是，什锦花园顿时说客盈门。已当了汉奸的齐燮元围着吴佩孚转，并多方联络，制造声势，请吴出山“挽救危局”。王克敏等更挖空心思呈送一个“绥靖委员长”的头衔，劝吴接受，日本大特务大迫通贞则登门力劝吴负起大任。对日伪的“劝请”活动，吴佩孚只是敷衍应酬，并不答应，甚至对大迫通贞只是扯些佛学的因果，道家的符咒，令大迫通贞哭笑不得，悻悻而退。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加剧，全民抗战的浪潮亦日益高涨，日本侵略者急切需要扶植更有用的傀儡，因而加紧了对吴佩孚的拉拢。日寇和汉奸看到吴大帅手头紧，便隔三差五送些钱来“孝敬”，或三千，或五千，每次都由吴的夫人张佩兰收下，但一说起他们的“正事”，吴便“王顾左右而言他”，总是不得要领，急得日伪头目团团转，拿不出更有效的办法。
日酋出马 首战败北
终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了。这个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自信诡计多端，出手无不立见成效，从挟持溥仪出关成立伪满洲国，到制造华北特殊化，均出自他的阴谋策划，他以为对付一个业已下野的吴佩孚全然不在话下。谁知，吴佩孚的骨头还真有点儿硬，土肥原几次拜见吴，尽管巧舌如簧，还是碰了一鼻子灰，甚至土肥原同意以日军先撤出北平作为吴出山的先决条件，吴佩孚依旧不买账。
束手无策的土肥原决定孤注一掷，企图导演一场“既成事实”的闹剧，将吴强拉上“日中亲善”的战车，断吴后路，于是，他采用强硬手段，要求吴佩孚举行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对“日中议和”的态度。他还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为吴拟好了“一切赞成日方主张”的答记者问文稿，让吴当场宣读，即使吴拒绝，也没有关系，在北平的中国记者，日方可以掌控，外国记者得到的是英文文稿，而吴不谙英语，那么，见诸报端的便都是土肥原的“杰作”了。
为确保万一，土肥原在记者招待会之前伪造了吴佩孚主张“中日议和”的通电，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２日抢在日本及沦陷区报刊头条公布，制造“生米已成熟饭”的假象，欺骗中外舆论，顿时民众大哗。土肥原正自鸣得意，不料次日，吴佩孚即通过家属向美国合众社记者发表郑重声明，指出通电纯系日人伪造，断言吴氏未曾接受日方所谓重任。合众社当天即向全世界播发了这条电讯，并抨击“日方故弄玄虚，企图逼吴就范”云云。
记者会上 凛然正气
是年１月３０日，中外记者招待会如期在什锦花园举行，尽管吴宅周围军警林立，盘查甚严，但一百三十余名中外记者仍踊跃莅会。
土肥原派来的人将中英文“谈话稿”分发给各位记者，在吴佩孚就座的桌上也放了一份中文稿。随即，吴开始发表谈话，但始终没有瞟一眼桌子上那份假文稿。吴氏谈了自己对和平的看法之后，接着提出了包括“日本无条件撤兵”及“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等，作为中日和平的先决条件。吴氏自己请来的翻译人员一字不漏将吴的谈话用日语重述了一遍，在场日本记者大惊失色，其他记者则迅速作着详实的笔录。吴佩孚发表完谈话，对中外记者的提问一律笑而不答，这充分表明，只有他的亲口谈话代表他自己，而那个问答式文稿是伪造的。那些日方监视人员此刻已气得脸色发青，但当着那么多中外记者又不好发作，只得暗自憋气。
土肥原精心谋划的闹剧再次以失败告终，记者招待会成了吴发表声明的讲台。气急败坏的土肥原指令特务机构威胁各报不得刊发吴的谈话，并责令电讯机构扣发各国记者向本国发出的电讯稿。土肥原没有料到的是，美国合众社记者巧妙地突破了日方封锁，发出了吴佩孚谈话的真实记录，并将日方威胁报馆及扣发外国记者电讯的丑事公诸于报端，使日本人颜面尽失，他本人也因此而灰头土脸地被调离。
困守“围城” 坚不退让
日本军方并不死心，他们以为吴佩孚吃软不吃硬，便派高级特务川本大作来北平做吴的工作。川本自称弟子，拜吴为师，还向吴行了中国传统的三跪九叩大礼。川本除了自己在吴的身边尽力讨好，希图软化吴的强硬态度，还买通了吴周围的亲信，甚至连北洋耆老、曾任京师步兵统领的江朝宗都给抬了出来，向吴佩孚进言。此外，川本还说动吴的夫人张佩兰，由她出面向吴哭穷，伙食标准也故意降了下来，表示如果吴不接受日本人的合作条件，家中经济便难以为继。在日本特务和汉奸的层层包围下，吴出走不能，当汉奸又绝非所愿，只能困守围城。川本又来软磨硬泡，请他出面担负起领导“中国政府”的重任。在此困境中，吴勉强表示，说：“只要日本人把全权交给我，我一定有把握收拾这盘残局。”
川本大作一听吴佩孚此言，认为吴终被说动，欣喜若狂，当即电告东京，东京即刻回电对川本大加褒奖，并命其速同吴商谈就职日期及筹备登台事宜。当川本喜气洋洋地拿着东京复电来找吴商议时，吴提出三项先决条件：全权交给吴；日军撤出山海关；组建由吴指挥的三十万军队。尽管吴的条件比起前次记者招待会上所提出的已有所退让，口气上也缓和得多，但川本一听，仍如五雷轰顶，若照此办理，日本岂非不战而退，拱手让出华北利益，但任凭川本再怎么劝说，吴始终坚持三项条件为底线决不退让，双方最终无法达成协议。川本无奈地哀叹道：“老师变卦了，这不成了我欺骗天皇了吗？我只有切腹向天皇谢罪……”
猝死敌手 晚节犹荣
日本人终于意识到，让吴佩孚出面当汉奸已无此种可能，那么下一步怎么办？机会终于来了，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平日喜食猪肉馅饺子。有一天吃饺子时，一小块儿骨头渣可巧塞进了牙缝，到了夜间，牙龈便肿痛起来。
来给吴看病的日本医生伊东清楚地知道牙齿有炎症时不能拔牙，却居心叵测地连麻药也不施，硬把吴的牙齿拔下一颗，结果，吴的半边脸连同喉咙都因继发性感染而肿了起来，话也说不出了。家人忙请来中医为吴诊治，认为应清火解毒，便开了方子，其中有一味药是四两石膏，周围的人都说不能用，吴本人也不愿服，延宕数日终至卧床不起。有个德国牙医提出，要吴到医院做手术治疗，但吴素有“不踏进租界”之誓，而德国医院就位于东交民巷，所以吴最终还是拒绝了。
这时，川本大作和大汉奸齐燮元带着日本“医生”来到吴宅。他们不管吴妻如何反对，排除了在场的吴的所有亲人，终于撬开了吴紧咬着的牙关，随即把锋利而狭长的手术刀伸进了吴的嘴里。只听吴佩孚“啊呀”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即刻就断了气。据说，日本“医生”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化脓的牙龈，而是直接刺向了吴的喉管。后来，有记者曾访问给吴看过病的德国牙医，询及吴的牙龈炎是否会直接致死，那位德国医生面有难色，绝口不谈，原因是他早已接到了日本特务的警告。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４日下午３时４５分，北洋政府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死在日本“医生”的手术刀下，时年６６岁。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曾鼓吹国民革命和高呼“革命的向左走”的汪精卫，以及周佛海、陈公博之流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成了千古不赦的民族罪人，而徐世昌、曹锟、吴佩孚这些旧政权的重要人物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却拒绝与侵略者“合作”，此中巨大的人格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让我们记住他们秉持的儒家“临难不苟免”之操守，因为他们在风烛晚年，依然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不该被后人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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