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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当汉奸的吴佩孚

来源: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  日期:2019-09-05 15:23:13  点击:9143  属于:专家论坛
作者简介
王学信: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曾任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等。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快速向北推进,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的20万大军接连遭受沉重打击。当时,北方冯玉祥部改称国民革命军,张作霖的奉军乘机入关,而吴佩孚集团内部刘左龙于阵前哗变,大将靳云鹗也逼宫要吴下野。面临如此困境,吴佩孚冥思苦想,决意暂避四川,投奔杨森,恰逢杨森来电相邀,遂带眷属及数千卫队辗转入川。
巴蜀暂避  余威尚存
         吴佩孚入川后,将行辕设在杨森驻防的奉节白帝城,继续保留八大处的设置,对外依旧号称“讨贼联军总司令,”保留着“孚威上将军”头衔。这时的蒋介石已和武汉的汪精卫握手言欢,但对吴并不放心,担心他东山再起,遂于1927年12月26日,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对吴发出通缉令,并解除了杨森的二十军军长职务。然而,四川军阀云集,除杨森外,刘湘、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等都与吴交谊甚厚,在他们的保护下,所谓通缉令无异于一张废纸。
         其后,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蒋介石与冯玉祥、闫锡山的中原大战相继爆发,吴佩孚见时局混乱,拟再振余威,因以“孚威上将军”名义通告各国驻华使节,准备武装进入武汉,实行劝解。这一调停计划立即赢得一片赞扬声,曹锟、冯玉祥、闫锡山通电赞同,奉系、桂系积极响应,四川军阀也大都支持。后因情势有变,这一计划并未真正实施,不过蒋介石见吴佩孚仍具相当影响力,便决意与吴修好,以借其余威号令各地军阀。
         1931年春,蒋介石电邀吴佩孚到南京会晤,并称已在杭州西湖为吴备下行馆。此时,北方诸省也向吴佩孚伸出热情之手,张学良特派奉天省省长宋杰生入川向吴征询国是,老部下于学忠从北平写信给吴,建议其北上。此外,尚有谋略之士专程赴川向吴请教,建议旧军阀联手以对付新军阀。一时间,吴府宾客盈门,应接不暇。吴佩孚权衡再三,终觉北方可靠,而蒋介石为人狡诈多变,令人难以放心,因此,吴边向蒋电示准备东下,“欣然应召前往南京”,边对北上作了周密安排。
不赴蒋约  悄然北上
         1931年5月22日,吴佩孚先向南京发出一纸电文称:“此次承蒋介公电邀南游,溢精之爱,义当即日敬赴嘉召,借酬雅意。居蜀五载,诸叩庇拂,青城峨眉,又屡经袍泽见邀,迄未一往,各山胜友,两系于怀。际兹首夏清和,便宜寻幽访旧,兼与诸公临岐把别,面申谢悃。随即取道成嘉渝万,转轮东趋……”接着在成都、川北军阀电邀下,吴佩孚前往成都等地遍游名胜古迹,所到均受隆重礼遇,令吴感叹不已。吴的知已杨森、邓锡侯深知蒋氏为人,亦不知吴大帅是否真要赴南京之约,纷纷劝吴北上,说:“蒋介石阴险万分,口蜜腹剑,不可轻信”。吴虽深然其言,但亦不轻泄北上计划。
         此时,蒋在南京等候吴佩孚已略显焦躁,便一再电催前往,“共商国是”。而吴则神鬼不知地由灌县西行,悄然穿越川北原始森林进入甘南,一路上由邓锡侯派专人保护,故此十分顺利。入甘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战而撤至关内,日寇悍然侵占了我东三省。吴佩孚基于民族义愤,向成都日本领事馆发出通电,指斥日本“前既据我东鲁,今又窃我沈阳,人谋虽巧,公理难容,”要日本“早日撤军,免殆战祸”。
         电文一出,响应者众,四川、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军政大员纷纷表示,拥护吴佩孚主持内外军务,出山抗日。蒋介石当然不愿吴重振雄风,随即以各种手段向五省施加强大压力,终使吴氏此番抗日之举未能如愿。
重返北平  壮志难酬
         鉴于当年吴佩孚与张作霖曾义结金兰,张学良每以世叔称之,而张学良此时正担任北平军分会主席,吴便决定去北平,看是否可有所作为。
        1932年初,吴佩孚乘专车到达北平西直门车站,张学良亲率众多文武官员热情欢迎,吴旋驱车到自己的住所——东城什锦花园。次日,吴佩孚到西城顺承郡王府拜会世侄张学良,甫一落座,吴便站起来质问:“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见世叔面有不悦之色,张学良只好如实答道:“我有命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懂?”吴忍不住教训起这位世侄来。见话不投机,吴坐了一会儿便告辞而去。
         翌日,张学良到什锦花园回拜吴佩孚,吴力劝张学良收复东北,并表示他可领兵直赴前敌。此时的张学良顾左右而言他,感慨道:“这一次十九路军在淞沪单独抗日,居然也打了几个胜仗。”吴见张学良一时难以改变其心意,便在什锦花园关起门来做大帅,吟诗作画,向到访宾客大谈《易》、《礼》、《春秋》。而张学良又接到蒋“敬鬼神而远之”的指示,对吴佩孚的拜访便多为礼节性的,次数亦渐为减少。
         后来,张学良因东北沦陷而被迫下野,何应钦接替张任北平军分会主席。他遣散了吴的余部,甚至连什锦花园的门卫都换上了北平市下属的警官。这令吴佩孚很是郁闷,但他的豪气丝毫不减,与来客谈话时常说:“别人说无有办法,我说吴有办法,我吴佩孚对国事是有办法的。”
        以吴氏当年的影响力,倘高举抗日大旗,振臂一呼,北方诸省军力共赴国难,收复东三省失地并非不可为,因当时日本军力未如后来之强,国内亦有撤军呼声。然而,斯时国内各政治、军事派系错综复杂,吴佩孚手中又无现成实力,致使这一设想胎死腹中,实使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徒呼奈何!
华北沦陷  拒当汉奸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鼓吹“中日提携”和“大东亚共荣”,妄图通过收买一批在野政客和军人等手段,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
         为此,日本人不惜重金,企图拉拢吴佩孚出面总揽华北傀儡政权,他们先指使华北伪政权头子王克敏出面,聘请吴出任特别高级顾问,月致车马费五千块银元,吴佩孚虽然收下车马费,但拒绝接受顾问一职。日本人以为尚有活动余地,便向他提出担负“兴亚”重任的要求,于是,什锦花园顿时说客盈门。已当了汉奸的齐燮元围着吴佩孚转,并多方联络,制造声势,请吴出山“挽救危局”。王克敏等更挖空心思呈送一个“绥靖委员长”的头衔,劝吴接受,日本大特务大迫通贞则登门力劝吴负起大任。对日伪的“劝请”活动,吴佩孚只是敷衍应酬,并不答应,甚至对大迫通贞只是扯些佛学的因果,道家的符咒,令大迫通贞哭笑不得,悻悻而退。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加剧,全民抗战的浪潮亦日益高涨,日本侵略者急切需要扶植更有用的傀儡,因而加紧了对吴佩孚的拉拢。日寇和汉奸看到吴大帅手头紧,便隔三差五送些钱来“孝敬”,或三千,或五千,每次都由吴的夫人张佩兰收下,但一说起他们的“正事”,吴便“王顾左右而言他”,总是不得要领,急得日伪头目团团转,拿不出更有效的办法。
日酋出马  首战败北
         终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了。这个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自信诡计多端,出手无不立见成效,从挟持溥仪出关成立伪满洲国,到制造华北特殊化,均出自他的阴谋策划,他以为对付一个业已下野的吴佩孚全然不在话下。谁知,吴佩孚的骨头还真有点儿硬,土肥原几次拜见吴,尽管巧舌如簧,还是碰了一鼻子灰,甚至土肥原同意以日军先撤出北平作为吴出山的先决条件,吴佩孚依旧不买账。
         束手无策的土肥原决定孤注一掷,企图导演一场“既成事实”的闹剧,将吴强拉上“日中亲善”的战车,断吴后路,于是,他采用强硬手段,要求吴佩孚举行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对“日中议和”的态度。他还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为吴拟好了“一切赞成日方主张”的答记者问文稿,让吴当场宣读,即使吴拒绝,也没有关系,在北平的中国记者,日方可以掌控,外国记者得到的是英文文稿,而吴不谙英语,那么,见诸报端的便都是土肥原的“杰作”了。
         为确保万一,土肥原在记者招待会之前伪造了吴佩孚主张“中日议和”的通电,于1939年1月22日抢在日本及沦陷区报刊头条公布,制造“生米已成熟饭”的假象,欺骗中外舆论,顿时民众大哗。土肥原正自鸣得意,不料次日,吴佩孚即通过家属向美国合众社记者发表郑重声明,指出通电纯系日人伪造,断言吴氏未曾接受日方所谓重任。合众社当天即向全世界播发了这条电讯,并抨击“日方故弄玄虚,企图逼吴就范”云云。
记者会上  凛然正气
         是年1月30日,中外记者招待会如期在什锦花园举行,尽管吴宅周围军警林立,盘查甚严,但一百三十余名中外记者仍踊跃莅会。
         土肥原派来的人将中英文“谈话稿”分发给各位记者,在吴佩孚就座的桌上也放了一份中文稿。随即,吴开始发表谈话,但始终没有瞟一眼桌子上那份假文稿。吴氏谈了自己对和平的看法之后,接着提出了包括“日本无条件撤兵”及“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等,作为中日和平的先决条件。吴氏自己请来的翻译人员一字不漏将吴的谈话用日语重述了一遍,在场日本记者大惊失色,其他记者则迅速作着详实的笔录。吴佩孚发表完谈话,对中外记者的提问一律笑而不答,这充分表明,只有他的亲口谈话代表他自己,而那个问答式文稿是伪造的。那些日方监视人员此刻已气得脸色发青,但当着那么多中外记者又不好发作,只得暗自憋气。
         土肥原精心谋划的闹剧再次以失败告终,记者招待会成了吴发表声明的讲台。气急败坏的土肥原指令特务机构威胁各报不得刊发吴的谈话,并责令电讯机构扣发各国记者向本国发出的电讯稿。土肥原没有料到的是,美国合众社记者巧妙地突破了日方封锁,发出了吴佩孚谈话的真实记录,并将日方威胁报馆及扣发外国记者电讯的丑事公诸于报端,使日本人颜面尽失,他本人也因此而灰头土脸地被调离。
困守“围城”   坚不退让
         日本军方并不死心,他们以为吴佩孚吃软不吃硬,便派高级特务川本大作来北平做吴的工作。川本自称弟子,拜吴为师,还向吴行了中国传统的三跪九叩大礼。川本除了自己在吴的身边尽力讨好,希图软化吴的强硬态度,还买通了吴周围的亲信,甚至连北洋耆老、曾任京师步兵统领的江朝宗都给抬了出来,向吴佩孚进言。此外,川本还说动吴的夫人张佩兰,由她出面向吴哭穷,伙食标准也故意降了下来,表示如果吴不接受日本人的合作条件,家中经济便难以为继。在日本特务和汉奸的层层包围下,吴出走不能,当汉奸又绝非所愿,只能困守围城。川本又来软磨硬泡,请他出面担负起领导“中国政府”的重任。在此困境中,吴勉强表示,说:“只要日本人把全权交给我,我一定有把握收拾这盘残局。”
         川本大作一听吴佩孚此言,认为吴终被说动,欣喜若狂,当即电告东京,东京即刻回电对川本大加褒奖,并命其速同吴商谈就职日期及筹备登台事宜。当川本喜气洋洋地拿着东京复电来找吴商议时,吴提出三项先决条件:全权交给吴;日军撤出山海关;组建由吴指挥的三十万军队。尽管吴的条件比起前次记者招待会上所提出的已有所退让,口气上也缓和得多,但川本一听,仍如五雷轰顶,若照此办理,日本岂非不战而退,拱手让出华北利益,但任凭川本再怎么劝说,吴始终坚持三项条件为底线决不退让,双方最终无法达成协议。川本无奈地哀叹道:“老师变卦了,这不成了我欺骗天皇了吗?我只有切腹向天皇谢罪……”
猝死敌手  晚节犹荣
         日本人终于意识到,让吴佩孚出面当汉奸已无此种可能,那么下一步怎么办?机会终于来了,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平日喜食猪肉馅饺子。有一天吃饺子时,一小块儿骨头渣可巧塞进了牙缝,到了夜间,牙龈便肿痛起来。
         来给吴看病的日本医生伊东清楚地知道牙齿有炎症时不能拔牙,却居心叵测地连麻药也不施,硬把吴的牙齿拔下一颗,结果,吴的半边脸连同喉咙都因继发性感染而肿了起来,话也说不出了。家人忙请来中医为吴诊治,认为应清火解毒,便开了方子,其中有一味药是四两石膏,周围的人都说不能用,吴本人也不愿服,延宕数日终至卧床不起。有个德国牙医提出,要吴到医院做手术治疗,但吴素有“不踏进租界”之誓,而德国医院就位于东交民巷,所以吴最终还是拒绝了。
         这时,川本大作和大汉奸齐燮元带着日本“医生”来到吴宅。他们不管吴妻如何反对,排除了在场的吴的所有亲人,终于撬开了吴紧咬着的牙关,随即把锋利而狭长的手术刀伸进了吴的嘴里。只听吴佩孚“啊呀”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即刻就断了气。据说,日本“医生”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化脓的牙龈,而是直接刺向了吴的喉管。后来,有记者曾访问给吴看过病的德国牙医,询及吴的牙龈炎是否会直接致死,那位德国医生面有难色,绝口不谈,原因是他早已接到了日本特务的警告。
         1939年12月4日下午3时45分,北洋政府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死在日本“医生”的手术刀下,时年66岁。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曾鼓吹国民革命和高呼“革命的向左走”的汪精卫,以及周佛海、陈公博之流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成了千古不赦的民族罪人,而徐世昌、曹锟、吴佩孚这些旧政权的重要人物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却拒绝与侵略者“合作”,此中巨大的人格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让我们记住他们秉持的儒家“临难不苟免”之操守,因为他们在风烛晚年,依然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不该被后人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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