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文/王学信
作者简介：王学信：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曾任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等。
公元１８９１年１１月，圣彼得堡一位著名出版家写信询问托尔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大。托尔斯泰回信说，中国的孔子和孟子对他影响很大，而老子则是巨大。事实上，早在１８８４年３月２７日，他在日记中便记述道：“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的确，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在其不平凡的一生中，对古老中国的孔子、老子学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深受其影响。这深深植入他心中的孔老情怀，终其一生未曾须臾离开，令笔者心灵不禁为之震憾。
名门贵胄 喀山求索
１８２８年８月２８日，托尔斯泰诞生于莫斯科以南二百俄里的一个不大的贵族庄园——亚斯纳雅·波良纳。他的家庭是显赫的，先祖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外交大臣，祖父曾任喀山省省长，父亲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则亲身参加过反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被授予中校军衔。父亲与富有的沃尔康斯基公爵家的小姐结婚，婚后便居住在公爵小姐的陪嫁——波良纳庄园。
托尔斯泰的母亲极有才华，颇具艺术修养，且通晓四种外语，这给托尔斯泰和他的三个哥哥留下深刻美好的回忆，而善良、温柔的塔吉亚娜姑妈则在托尔斯泰母亲去世后，将爱心播洒在几个侄子的心灵之中。小托尔斯泰从五岁起即与哥哥一同接受一位德国家庭教师的教育，天资聪颖的他过目成诵，脱颖而出，很快就能流畅地阅读外祖父留下的大批藏书，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宽大书房的角落，津津有味地阅读俄罗斯的民间故事、童话和普希金那优美绝伦的抒情诗。七岁时的托尔斯泰已显示出对文学的特殊兴趣，他办了一个名叫《儿童娱乐》的手抄杂志，登载了他自己撰写的七篇关于各种鸟的有趣的小故事。不久，他又跟一位法国家庭教师学习法文和拉丁文，不过，对这位自以为是的刻薄教师，小托尔斯泰并没有留下任何好的印象。
１６岁的托尔斯泰离开故乡来到喀山，他的三个哥哥都在喀山大学哲学系读书。他考进了这所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后又转到法律系。在喀山，托尔斯泰摆脱了不少为取悦于他这位前省长的孙子而百般纠缠的贵族小姐，而他也不屑于与那些纨绔子弟为伍。为探求人生真谛，他一头扎入书海，广泛阅读，深入研究了《圣经》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经典著述，诸如伏尔泰、卢梭、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的传世之作。有迹象表明，在此期间，托尔斯泰接触到了古老中国的一些文化信息，并对此产生了兴趣，原因很简单，喀山大学在帝俄时代是俄国汉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也许在喀山，托尔斯泰学习和思考的最大收获就是确立了这样的理念：日益走向残暴的沙皇专制制度及其对俄国各族人民的奴役，是俄国现实生活中最大的邪恶，是对人类之爱的最大的亵渎。
步入文坛 考问良知
离开喀山大学后，托尔斯泰在故乡波良纳度过了几年自学读书时光，萌生了文学创作的念头。１８５１年，他随同在高加索服役的大哥尼古拉来到高加索，成了一名志愿兵，翌年，他通过士官生考试，成了一名“四等炮兵下士”。这一年，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的第一部《童年》发表于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轰动了俄罗斯文坛，第二部《少年》及短篇小说《袭击》、《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随后相继推出。
当托尔斯泰中尉作为军事信使来到圣彼得堡时，他与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一道去拜访《现代人》主编、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诗人热忱地对他说：“全俄罗斯在期望您写出不朽的作品。除了您，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受人爱戴、这样惹人同情的作家。”
１８５６年，托尔斯泰从军队退役，开始了他先后两次欧洲游历，这使他大开眼界。游历中，他有幸在伦敦聆听著名作家狄更斯的讲演，并在巴黎拜谒了埋葬着莫里哀、博马舍、巴尔扎克、罗西尼等名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其后在德国瞻仰了歌德的故居。不久，他完成了被罗曼·罗兰誉为“抒情佳作之最”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和他的自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青年》。接着，他以六年的考察，研究和写作完成了划时代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用四年的写作和反复修改完成了现实主义杰作《安娜·卡列尼娜》，从而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在对人与社会的深入思索中，陷入了极大的痛苦，这是精神上的痛苦，是苦闷与焦虑，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和反差。他目睹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的贪婪、残暴与腐朽，目睹俄国各族人民陷入愚昧与悲惨的境地而只能挣扎在贫困与悲哀之中，他心中的良知使他远离了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贵族奢靡生活，走向普通劳动大众，并苦苦寻求精神上的支柱与家园。那么，托尔斯泰究竟寻找到了什么？
中国贤哲 异域受教
１８８２年６月，托尔斯泰写信给他的朋友斯特拉霍夫，感谢他寄来有关孔子的书，说自己不久便要着手认真研读。一年半后，恰值冬季，托尔斯泰在致信好友切尔特科夫时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严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托尔斯泰读到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爱”理念，自然联想到“博爱”的基督精神，而这一收获自然给病中的他带来许多宽慰。
在１８８４年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多处记述了他研读孔子及其学说的情况，他真挚地表示：“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正是在这一年里，托尔斯泰挥笔写出了他的两篇著名论文《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在《论孔子的著作》一文中，他充满激动之情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托尔斯泰在研读儒学经典时，确实感悟到儒学的真髓，并对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好感。
在此期间，托尔斯泰精心研读了英国著名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这是一套涵盖儒、道、墨……诸家典籍的２８卷英译本，他研读之后颇有心得，并将其中的《大学》转译为俄文。与此同时，他对《孟子》也极为关注，１８８４年４月９日，他在日记中记述道：“开始研究孟子，非常重要，非常好。”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５日，托尔斯泰致信好友切尔特科夫，说自己“开始读墨子”，他兴奋地说：“我重新阅读了老子，现在开始阅读理雅各的书中包括墨翟的一卷。我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智慧的书，特别是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问题的讨论。”托尔斯泰高度推崇墨子“兼爱”和“非攻”的重要思想，后来由他编选，而由布朗热编著的《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一书由“媒介”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前，“媒介”出版社还出版了由托尔斯泰编辑、布朗热所著《孔子生平及其学说》一书。该书所附《中国学说述评》一文，系由布朗热根据托尔斯泰的文章草稿而写成的。
老子智慧 深刻启迪
早在１８７８年１月２０日，在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任职的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写信向托尔斯泰介绍斯塔尼斯拉斯·于连的法译本《道德经》：“我从斯·于连的《老子所著＜道德经＞》一书中援引了老子。根据某些词句，我觉得这本书是很深刻的，但是我还没有很好研究。”后来，托尔斯泰仔细阅读了这位法国著名汉学家的译本，圈定了拟翻译的章节。对某些章节还写了批语，诸如“玄学极妙”、“好”、“非常好”等等。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托尔斯泰即对中国古圣先贤的诸多典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和研究，孔子、孟子、老子、墨子所阐示的“中国的智慧”，给了他多方面的感悟和启迪。他甚至于１８８４年３月开始着手翻译《道德经》，但也遭遇到很多困难，他说：“翻译老子，没有达到我想象的那种结果，”“读老子，可以翻译，但无法全部翻译。”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手中的资料远远不足，为此，他急切地写信问切尔特科夫：“除了我手头已有的，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老子的书籍。”他告诉切尔特科夫：“我不仅忙于研究佛教，还有婆罗门教、孔子和老子。”
几年以后，托尔斯泰以过人的毅力完成了对《老子》中６４段重要章节的翻译，他在信中向妻子描述他和年轻的助手波波夫“怀着喜悦和紧张的心情”反复校订译文：“波波夫在替我抄写文稿。我和他在重读和修改深刻的思想家老子作品的译文，我每次都怀着巨大的喜悦，聚精会神地去理解和用心地去翻译，我是参照着法文译本和更加出色的德文译本工作的。”他在信中还摘引了《老子》的一些警句，并大加赞叹：“这不是太美了么！”后来，他的译作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列·尼·托尔斯泰编选·中国圣人老子语录》，书中有托尔斯泰撰写的前言《论老子学说的本质》，并收入别人写的一篇介绍性文章《关于圣人老子》。鉴于译者在俄国的巨大影响力，此书的出版，对老子《道德经》在俄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孔老情怀 至死不渝
从１９世纪八十年代起，托尔斯泰不断从孔子、老子的思想中感悟中国智慧，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慰藉和对人类未来的企盼和憧憬。
１８８４年２月，他致信切尔特科夫说：“我在读孔子的著作，这已是第二天了。真难想象，它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３月，他再次致信说：“我正沉湎于中国的智慧之中。极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裨益。”几天后，他第三次写信给切尔特科夫：“我认为我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由于阅读了孔子和老子著作的缘故。”同年４月１０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读了孔子的著作，它们更深刻、更优秀。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便是不完全的……”
我们知道，托尔斯泰终其一生始终不遗余力地向世人宣示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以拯救沉溺于物欲而难以自拔的人们的灵魂，但同时，他又高度推崇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因为他认为：“老子学说的实质与基督教是相通的。”也正是基于此，托尔斯泰在他过了“知天命之年”后，不仅自己认真阅读、研究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与智慧，而且编写了不少热情宣传与介绍中国贤哲的著作与资料。
著名学者、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指出，托尔斯泰“在１８８４年到１９１０年将近２０年当中，共写过和编辑过将近１０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在他编选的《每日贤人语录》和《阅读园地》中，还引用了大量中国的格言、谚语，以及老子、孔子等人的箴言。他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和编辑的工作，直至最后逝世时为止。”托尔斯泰对中国传统文化钟情、热爱若此，不能不令无数炎黄儿女深深为之感动。
熔铸东西 蔚为大成
作为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以其对俄罗斯人民无比深挚的爱，毕生追求人生的真谛。他广泛涉猎东西方文化，以极其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深入研究和思考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并对中国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家学说，给予了特别关注，汲取了诸多人类文化精髓，使他的思想境界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众所周知，托尔斯泰毕生主张的“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等理念，既来自世界三大宗教文化，同时又与他钟情的孔老学说息息相通。因此，孔老学说关于“仁义”、“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三省吾身”、“清心寡欲”、“上德无为而无不为”等重要思想得到托尔斯泰的高度认同，并成为他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古人云：“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其此之谓乎？
托尔斯泰曾分析老子学说与基督教义的相通之处，他认为：“两者的实质都是以禁欲方式显示出来的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神圣的精神因素。因此，为使人类不成为苦难而能成为一种福祉，人就应当学会不为物欲而为精神而生活。这也正是老子所教导的。”托尔斯泰对老子“上善若水”的观点极为赞同，他说：“就应该这样。老子所说，应该像水那样，没有阻碍，它就流，一遇堤坝，它就停止。堤坝被冲垮，它又流，遇到方型容器，它是方的；遇到圆形容器，它是圆的。正因为如此，它比所有的东西都更重要，更有力量。”托尔斯泰的理解颇有见地，虽然“天下莫柔弱于水”，然“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一任自然之势，最终以柔弱而胜刚强。同样，托尔斯泰对老子“无为”思想的解释亦令人刮目：“根据老子的学说，人们的一切灾难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而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因此，假如人们奉行无为，那么他们就能摆脱个人的，尤其是社会的一切灾难。”比起某些浅薄者对“无为”的曲解，托尔斯泰的见地显然更切近老子的本意。
惩恶扬善 终极关怀
从１８８９年至１８９９年，托尔斯泰以彼得堡区法院一个真实案例为情节基础，完成了他批判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复活》。小说通过卡秋莎·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和聂赫留道夫公爵为她上诉请愿的曲折坎坷经历，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沙俄专制制度的残酷、腐朽与反人类的本质，赞扬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和高尚道德情操，对曾“始乱终弃”的聂赫留道夫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为起始，继而忏悔补过，全力进行道德自我完善的作法给予了肯定。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复活》中的人物与情节，深刻揭示了人们内心“善”与“恶”的搏击，作者为“善”最终战胜“恶”而深感欣慰。同时作者又是多么企盼在人间能有“仁政德治”，而随着人心的改变，“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的天堂也可以实现。”在《复活》中，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对人与社会的深刻思考，及其对人类未来的终极关怀。
在其后的十年间，１９００年１月，托尔斯泰被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同年，他写了剧本《活尸》以揭露在沙皇统治下俄国的黑暗现实。是年７月，他愤怒地写下一篇《不许杀人》的文章，抗议俄军在东北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不久，他相继完成了短篇小说《舞会之后》，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为了什么》，以及著名的批判沙俄专制统治的战斗檄文《我不能沉默》。
１９０８年８月２８日是托尔斯泰８０岁寿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隆重举行了庆祝活动，祝贺信像雪片般向波良纳飞来。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７日５时４５分，一颗伟大而善良的心停止了跳动，当作家的遗体载到波良纳车站时，农民、学生、职员和各社会团体的代表已经挤满了月台，向遗体告别的仪式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
俄罗斯人民不会忘记，世界人民也不会忘记，是托尔斯泰将东西方文明的精髓与智慧熔铸到那一部部不朽的作品之中，以其如椽巨笔向黑暗的政治现实做不妥协的抗争，并向世界和人类发出他永恒的爱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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