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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与中国文化之缘

来源: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  日期:2018-12-29 22:18:11  点击:9166  属于:中华国粹
          (原创) 文/王学信
        作者简介:王学信: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曾任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等。
 

 
     公元1749年,德国古典文学大师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出生于莱茵河畔如诗如画的法兰克福。歌德的家庭富足而优雅,父亲是法学博士,担任皇家参议官;母亲则是法兰克福市市长的女儿,美丽聪慧,酷爱文学艺术。正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歌德从小就受到优良的文化教育,学习英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并对文学、绘画萌生浓厚兴趣。
     1765年,16岁的歌德进入莱比锡大家研读法律,中途因病辍学,恢复健康后入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法律学业。1771年,歌德获法学博士学位,开始律师生涯,但他却把主要精力投入了文学创作,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由此而一路前行,最终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伟大诗人和作家。鲜为人知的是,歌德毕生的理想追求与中国文化有着诸多不解之缘,令人不禁感慨系之。
 
歌德一家与中国热

     公元14971122日,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受《马可·波罗行记》影响,为寻求理想中的契丹国(中国)驾船绕过非洲好望角,横渡印度洋,于1498520日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开辟了前往印度的航线。此举打破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亚陆路上对东西文化交流的阻隔,使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诸国迅即与东方古国——中国之贸易与文化交流进入前所未有的热络期。
     伴随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景泰蓝、茶叶的涌入,欧洲各国的王室、贵族、巨商趋之若鹜,而随着一批批耶稣会教士联袂来华,在他们带来欧洲文明成果的同时,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儒学、佛学、道学经典,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戏剧、美术、园林、建筑等等,也经由他们传播到了欧洲。于是,从巴黎到圣彼得堡,从那不勒斯到伦敦,乃至莱茵河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诸国掀起持续近三个世纪的中国热。
     作为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歌德的父母显然也深受中国热的影响,在法兰克福保存完好的诗人故居,二楼的主厅名叫“北京厅”,厅中陈设着中国式的描金红漆家具,摆放着蓄有八字长须的彩色小瓷人、青花瓷等中国瓷器,墙上挂着印有中国传统纹饰的蜡染壁挂。在同一层楼的琴室里,摆着一架仿照中国家具风格制作的古老风琴,琴盖上绘有一幅典型的中国田园风景画:远山近水,垂柳微拂,在宝塔的映照下,一披蓑老者正于水边垂钓,俨然一幅“高隐垂钓图”,透出浓郁的中国文人情趣。孩提时的歌德,在不知不觉中便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

 
青年歌德接触更多中国文化

     歌德的青年求学时代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度过的,当时,经过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洗礼,大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以及德国哲人莱布尼兹、沃尔弗、康德等人对中国儒家、佛家、道家哲学思想及文化理念的大力传播,使中国文化在欧洲学界颇得认同,甚至备受推崇。聪颖异常、思维活跃的歌德,在此期间可以毫不费力地借助法文、拉丁文译本,当然也包括德文译本,阅读和学习中国文化典籍,这可以从他的拉丁文日记中得到印证。
     1775年,时年26岁的歌德已享有盛名,他应卡尔·奥古斯特公爵邀请来到萨克森—魏玛公国,成了公爵的朋友、导师和枢密顾问,这对他未来的人生走向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魏玛公国不很大,当时只有10多万人口,在法国影响下,宫廷充满着深厚的文艺气氛,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有增无减。譬如,以写道德小品《中国的风化导师》而闻名的塞肯道夫便是魏玛宫廷的常客,而小说《金镜》因其富于中国智慧,作者魏兰还被请来担任宫廷教师。在这样的氛围中,歌德有了更多的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
     来到魏玛的第二年,歌德搬进伊尔姆河畔的别墅,那里十分幽静,便于他在公务之余读书和写作。有趣的是,在别墅的花园里,歌德特别修建了一座屋顶为苔藓所覆盖的中国式的小屋,作为他体验远离尘嚣的隐居处。在他的私人收藏品中,有一把精致的中国油纸伞、一个装有火绒的小漆盒、一个面带微笑坐着的小石人和两枚闪闪发亮的乾隆通宝……
     1781828日,这天是歌德的32岁生日,为了向他表示祝贺,魏玛宫廷特地为他演了一出中国风格的皮影戏《米湼华的诞生、生平和业绩》,演出所用的是迈宁根公爵格奥尔格从巴黎带来的中国皮影,魏玛公爵特别以此向他的枢密顾问,也就是首相歌德表示他良好的生日祝愿。

 
《中华帝国全志》使他受益匪浅

     魏玛公爵有一座藏书极为宏富的图书馆,这使酷爱读书的歌德如鱼得水。当时在魏玛宫廷有一部颇受赞誉的书《中华帝国全志》,歌德曾精心研读,受益匪浅,以至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呵,文王”的赞叹之语。那么《中华帝国全志》是一部怎样的书呢?
     原来,该书题为《关于中华帝国及满蒙地理、历史、年代、政治及物产等的记述》共四卷,内容极为丰富,堪称简明《中国百科全书》,由法国耶稣会教士杜哈德根据27位来华耶稣会教士的报告书编纂而成。该书首卷记述中国各省地理,并有从夏、商、周直至元、明、清之历史大事记。第二卷论述中国政治、经济并述及中国儒家经典及教育,对《易经》《书经》《诗经》《礼记》《论语》《中庸》《孝经》《大学》等均有翔实介绍。其中对《孟子》一书介绍最为详尽,竟有十四章之多。第三卷记述中国宗教、道德、中医、中药及博物等,该卷并有元代戏剧家纪君祥所作《赵氏孤儿大报仇》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等四篇选自《今古奇观》的短篇小说,以及十几首《诗经》中的名篇。第四卷则记述了满洲、蒙古概况,并涉及对西藏和朝鲜的研究。书中插入了白晋等人测绘制成的《中国全图》、孔子、康熙帝的肖像,以及北京观象台等十余幅钢版画。
     《中华帝国全志》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因供不应求,翌年再版,1738年至1741年即有爱德华·开夫的英译本出版,1747年至1749年德译本面世,1774年至1777年俄译本发行。因为该书的作者均为法国耶稣会的一流教士,其中多数亦为法国学士会的成员,学贯华洋,文笔优美,立论精当,记述翔实,故而在欧洲诸国大受欢迎。一时学界名流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霍尔巴赫、魁奈、爱尔维修等无不对之备加推崇。应该说,在歌德当时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中,《中华帝国全志》将一个比较全面和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了他,而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潜心阅读更多中国典籍

     在其后的岁月中,歌德对中国的好感与兴趣更是与日俱增。据记载,1797126日至翌年1110日,他从魏玛公爵图书馆借阅一部《外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艺术和风俗新鉴》的书仔细研读,并从中抄写了《一位中国学者和一位耶稣会士的对话》,赠给了好友、著名诗人席勒,他对席勒表示“这段对话有意思极了”,使他“对于中国人的睿智获得了很好的认识”。其中的中国学者是一名禅师,与之以对话的是十六世纪来华的著名耶稣会教士利玛窦。
     据歌德在魏玛公爵图书馆的借书登记统计,1813年至1819年,他大量借阅中国书籍的译本及有关中国的游记、耶稣会教士的书简,数量超过44种,其中包括《马可·波罗行记》、歧尼的《北京游记》、巴罗的《由北京至广州旅行记》《玉娇梨》《花笺记》《好逑传》等等,内容涵盖了中国历史、哲学、地理、文学等诸多领域。1818年,歌德在著名汉学家克拉普洛特的指导下,潜心学习中国书法,认真观摩中文手稿及印刷版的中国书法作品,甚至兴致盎然地在魏玛宫中当众表演书写汉字。
     鉴于欧洲当时的时代风尚,歌德在青少年时期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染,而随着其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更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化探索的热情及其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与热爱。

 
他理想中的“教育省”
 
     歌德大量阅读和研习儒学典籍,对孔子的教育理念及教育实践产生深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共鸣。在其名著《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他描述了理想中的“教育省”。
     在教育省,老师对青少年实行一种“三敬畏”的教育,即一敬畏在自身之上的天,而天的体现者便是父母、老师和首长;二是敬畏在自己之下的地;三敬畏在自己周围的同类。在这个教育省里,一切都井然有序,不同教育程度的学子按规定所穿衣服的式样和颜色有明显区别,向人敬礼的姿势和动作也不同。在这里,学童们在从事集体活动时总是唱着歌,每种活动都有特定的歌曲相配合,从而使每项活动变得愉快而协调。同时,教育省重视实践中的学习,每个学童都要学习一项有用的本领,或耕耘、或畜牧、或行医、或演奏乐器、或雕刻、绘画……
     从上述描绘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蕴涵着的对“天、地、君、亲、师”尊崇、敬畏的儒学理念,孔子有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教诲,以及孔圣儒家践行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弦歌不绝”及礼乐六艺施教之风范,歌德堪称孔子身后两千余年的泰西私淑弟子,也因此而在其日记中记述了他对儒学经典的赞语:“年长者的学校,不变的持中;年幼者的学校,智慧之书。”

 
他倾慕中国小说与戏剧

     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戏剧、小说,歌德十分喜爱和倾慕。最先为歌德读到并赞赏的是元人纪君祥所撰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剧中主人公突出和动人的表现出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忠义”之凛然正气。第二部颇受歌德称赞的也是一部元代杂剧,为武汉臣所著《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剧情体现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乐善好施”以及奉行孝悌之道致家庭和谐的中华道德理念。歌德深深为《赵氏孤儿》所吸引,曾计划创作悲剧《哀兰伯诺》,剧情与《赵氏孤儿》类似,可惜的是该剧只完成了两幕。1828年,歌德在与友人奥古斯特·冯·马尔迪茨谈话时不无遗憾地说:“我对这个片断怀有偏爱,如果我愿意赠给德国人一出好戏,我就应该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可叹的是,一个人能开始的事如此多,能完成的事却如此少。”所幸,歌德的挚友、大诗人席勒在译完孔子《论语》的部分章节后,倾力编创了中国题材的歌剧《图兰朵——中国的公主》,使歌德深感快慰。
     歌德曾认真研读明清时代被誉为“十才子书”之中的《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小说,对之颇为赞赏。其中《好逑传》讲述了一个情节曲折生动的才子佳人的理想爱情故事。官家公子铁中玉与官宦小姐水冰心在患难中相互救助,彼此产生爱慕之情,但尽管如此,两人同居一室,却君子慎独,不欺暗室。后来,双方父母作主让二人结为秦晋之好,他俩始而不从,后来不得已才“名结丝萝以行权,虚为合卺以守正”,以避“先奸后娶”之嫌。果然,他们婚后微言四起,最后由皇帝、皇后出面令宫人对水冰心验看,证实她确系童贞之身。这样,他俩既成就了百年好合,又保全了两家的名节。《花笺记》《玉娇梨》虽然在情节和艺术风格上与之有别,但同属才子佳人型劝世之作,文以载道,寓教于乐,彰显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中华人文理念,这些自然引起歌德内心深切的共鸣。我们知道,欧洲贵族精神当时已传承千百年,其重要内涵包括家族荣誉、责任担当、礼貌礼仪、内心自律等等,与中华人文理念息息相通。
     1827131日,好友埃克曼博士在歌德家里吃饭,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埃克曼,自己正在阅读中国小说,他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见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上啼鸣,白天常是阳光灿烂,夜晚常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房屋内部和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我听见可爱的女子们笑,而当看到了她们的时候,她们在精美的藤椅上坐着。你可以想见一种可爱的情景,那该是极度的轻便和纤美。故事里穿插着无数的传说,像格言谚语被运用着。例如说有一个姑娘脚步轻盈优美,她站在一朵花上,而不把花儿折断。又说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30岁时便有了和皇帝谈话的荣幸。又说有一对相互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仍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已在同一房间过夜,通宵谈话而不相接触。还有许许多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义,正由于这种在一切事情中严肃的节制,中国维持了好几千年,因此还将继续延续。”
     “你所读的小说,”埃克曼说,“可是中国小说之中最好的作品吗?”“当然不是最好的,”歌德说,“中国有千百种这样的小说,当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小说了呢!”

 
他心仪中国文人的理想生活方式

     歌德心仪中华悠久文明,仰慕中国文化,对中国文人的雅致生活方式亦心向往之,其真挚之情,溢于言表。当然,我们知道,明清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描绘的是一种古代中国文人心中的理想生活方式,通常是庭院深深,姹紫嫣红,良辰美景,如花美眷,在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陪伴下,“红袖添香夜读书”,无忧无虑度过似水流年。这种优游林下的雅致、从容,是古代读书人的向往,也引发歌德浮想联翩,先贤云:“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确乎决非虚言。
     与此同时,歌德将他热切而关注的目光也投向了中国的抒情诗,并对其产生重大影响,视之为自己的“主要事业”。1827年是歌德认真阅读和精心研讨中国抒情诗的一年。他在日记中记述:“131日,埃克曼,关于中国诗的性质。”“22日,研究中国诗。”“24日,晚上,《中国的诗》。”“25日,同约翰谈《中国女诗人》,夜里继续研读中国文学。”“26日,抄写《中国女诗人》。”“211日,晚上向埃克曼博士朗诵中国诗。”仅从上述几日的简短记述,我们可以得知歌德对中国诗的喜爱和研习的密度。他说:“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有可取之处,就要把它吸收过来。”他依据《百美图咏》,将其中的梅妃、冯小怜、薛瑶英、开元宫人的诗,以德文里最纯熟、最优美的词句重新改造成诗,起初命名《中国的诗》,后改为《中国女诗人》。
 
他诗作中的禅味
 
     其后,歌德创作了一部著名的抒情诗集《西东诗集》,该诗集中的每一首抒情诗,都如此飘逸潇洒、落拓不羁,显示着岩穴高士的隐逸之风,呈现出浓郁的东方情调。他在诗中唱道:你在世逗留,世界飞逝如梦影/你去旅行,空间受命运决定/不论寒暑,你不能把握得坚牢/你青春灿烂,顷刻就会衰老。
     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来自老子、庄子及释迦牟尼佛的某些哲学韵味。
     在歌德的诗歌创作中,《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组诗十四首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试看其中的第八首:
     暮色徐徐下沉,身边的都已变远变远/长庚星的柔光,高高地最先出现/一切动移不定,雾汽蒙蒙地升起/黑暗沉沉的夜色,反映着一湖寂静/在那可爱的东方,我感到月的光辉/柳条袅袅如丝,戏弄近旁的河水/从阴影的游戏中,颤动着月的幽光/从眼里轻轻潜入,沁人肺腑的清凉。
     诗人娴熟地使用中国诗歌“赋、比、兴”的创作手法,写景、状物、咏志、抒怀,令人惊叹。从诗中,我们读出大自然时序变化之美,读出人与天地融而为一的奇妙感受,读到如禅思般的静虑,以及由此生发的诸多联想。其意境、神韵与中国同题材古诗丝丝入扣,毫无二致,可谓得其精髓者也。歌德曾这样写道:“视我所窥,永是东方。”中国既如此驻留在其心中,那么,“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合声”,写出如此富于中国韵致的诗歌作品,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推动德国成为欧洲汉学研究中心
 
     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会士持续不断地向欧洲诸国传播着古老中国的灿烂文化,而欧洲思想界贤哲及文学大家则不断从中汲取中华文明所蕴涵的人文情怀、生命智慧,以及社会理想,并将其融入欧洲启蒙思想运动,使之成为大西洋文明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其中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歌德在德国,乃至在欧洲的巨大声望及影响力,他对中国文学的高度重视和赞赏,令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对中国文学成就刮目相看,大量的中国小说、戏剧、诗歌被陆续翻译出版,以德国为中心的汉学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晚年歌德曾写下这样一首短诗,让我们重温这首写于两个世纪前富于哲思和睿智的小诗吧:
     东西两大洲,不能再分离了/谁是多识的人们啊,应明白这些吧/两世界互相研究,即是我的希望/东西互相联络,也是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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