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城往事：2003求生记》（七）

2013年 作者与编者

编者按：

作者礼露，资深记者。她在2003年京城爆发的“非典”（SARS）瘟疫中不幸感染，九死一生。十五年后，她写下的这篇纪实报告文学，既是对当年SARS疫情的真实回顾，也是对抗疫战役的客观总结，同时还为将来的防疫工作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和有价值的参考。
 

《疫城往事：2003求生记》（七）

作者：礼露
 

献词
谨以此文悼念在十五年前那场烈性传染病中不幸罹难的人们

——这里到了最不愿回想和书写的那一段：我临终前的48小时。非典过去一周年、五周年、十周年时，都曾提笔写《疫城往事》，却都止步与此。另有一个心理障碍是认为当时没有哪个主编和媒体肯发表这东西，即便发表也是大力删节和“润饰”...这回，十五周年了，终于，在自媒体，可以尽情说了罢！

我临终前的48小时

——4月19日~ 4月21日

人民医院派人来探访

19日下午，或是上午？接到人民医院的电话，对方一开始称我“礼露小姐”，之后改口礼女士。自报为人民医院院长。没多说什么，就是问可以派人来家里看望吗，我无奈的叹气说：行。

大约黄昏时分，三名全副武装的男医生来了，像太空人一样。我们在客厅对角线两端，尽可能地远，我戴着口罩，扶着一个椅背，让自己摇摇晃晃地站住。他们自我介绍，当时没太听清，应该是副院长、急诊科主任和呼吸内科主任。

我没有话先说，尴尬了好一阵。后来都是个子高些的领导说话，另两位附和

——院长委托我们来看望你...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在我们院确诊了吗？胸片有吗？医生给你确诊了吗？

 一直没说话，此时我一字一顿回答：我，是，“典型”的“非典”！遂将急诊写着“发热”诊断的粉单子和胸片给他们看。

又是一阵无语，尴尬。忽然他问我，你认识人民日报白记者？你把我们医院告了？你对我们医院有什么意见吗？...说着掏出一个本子，做准备记录状。

我喘息着不知从哪说起，心里又气又急，只说了：你们做得太差！那多病人，不隔离，没院住...连个电脑记录都没有...其实我还想说，医院墙上整个那些天连一个纸片的警示都没有！医护人员那么晚才想起来防护...天井病房那么闷互相传染...对门儿就是国家卫生部，为什么不去通报...唉，叹口气，说不动。

又是一阵沉默。

领导说，那你现在打算怎样？车在外面，要跟我们走吗？

我说，不。我等我同学于晓初的安排。“协和于晓初？我们在一起开院长会，很熟的”。我觉出来，他们似乎都因我的拒绝大大松了一口气。其实我只是为了拒绝他们才提晓初的，心里也并不寄望协和。我当时觉得自己熬不到去协和了。

最后的沉默。

“...那，我们先回去了.....我们也是条件有限，也是无能为力，没办法，希望你多多理解... .不管怎么样，我代表我们院代表院长，向你致歉。”说完，深鞠一躬。

多家医院藏匿病人对付WHO

幸亏当时没跟车走。后来知道人民医院19号之后的情况更加混乱、更加恐怖，完全失控。紧急开辟的几十张传染病床极其简陋，且只收染病的本院医护人员，很多本院的也住不上院，几十上百的传染病人在那里滞留或流动，不断有新病人入伍。医生，护士，护工几乎都加入了大逃亡，住上院的也没有医护照顾。

20日卫生部宣布病患数339人，比之前37人突然翻了近十倍，但这远远不是真实数字，世界卫生组织于21日再次进驻疫区北京，22日突击检查各大医院，想不到，他们遇到的阻碍和4月11日、4月15日查核军医院时一样：为了让政府宣称的人数和WHO看到的“实际人数”一致，医院动用120救护车和武警车，将病人载上，在二环、三环转悠...只是这次参与藏匿病人的医院更多：人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协和医院和两所军医院...

协和的一位主治医生说，当时让他接待世卫组织调查,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让他带人参观经过布置的病房，谎称那个假的病患人数，他不干，说，我可以不说话，但不能说假话。躲了。

我两位病友亲历在车上被“绕”，发着烧被藏来掖去到处躲猫猫。想来后怕，如果我不回家，料也难逃厄运。

没跟医院的车走，真是万幸。

其实，如蒋彦永医生所说，烈性传染病多人汇集一处进行疗治，“就地消化”是不科学的。也如于晓初说，家里的条件（如果是独处的话），比医院的好。或许因为我有这个认识，才没跟人民医院的车走。事情过后，我听到多例在家中自行隔离，自行痊愈的案例，包括协和医院的徐医生，但先决条件是患者是明智的，理性的，懂医的，有处理问题能力的。说白了就是智慧而坚强的。

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善于优化选择的人，他们智慧而坚强，也表现在对待疾病上。爸爸当年在查出多发性骨髓瘤即骨癌后，与病魔抗争，质量不低地生存了13年，而当时医生说只有六个月的生命。最初有介绍中医的，鹤翔庄什么的很多疗法，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学同学、医大的傅教授刚从日本带回的M2疗法。十一年后在北京复查时，一位医生说，您要感谢最初给您用这个疗法的医生，她说她父亲是一模一样的情况，连患病的时间都一样，半年多就病故了。

我妈妈是少有的智慧女性，1978年全家从乡下回城后，做东北育才中学校长。她遇事很钻研，久病成医，后来住院时，经常眼前半圈站着她的学生，恭敬地问：王校长，您看您开什么药合适？后来肾衰，临终时还嘱我从王府井书店150元一本背回十来本翻译的《血液透析图谱》送给透析室医生每人一本...

我和爸爸长相酷似。还有一点很像，就是都不爱去医院，不爱看病，不爱吃药。原先公费医疗年底结算，我账上经常一两瓶眼药水不到一元钱。如果不是得了非典，这个光荣传统不知道还要保持多少年呢。

我说这些，是想说基因——决定我的选择。发病那么久没能住上院，其实冥冥中也是我心里有权衡吧。家里有热水，卫生间，床铺，灶火，电话，起码的...看看后面两位与我同一天被传染的人，我知道没跟医院的车走，真是明智，真是万幸！

与我病程同步的人民医院两病患的遭遇

W医生，人民医院医生，女40岁：4月7日，我带我老公在我们医院放射科拍骨片。那里是当时最危险的地方。两天后就感觉有些不好，当时院内已经发生交叉感染，呼吸科4月5号就有王护士长确诊，成为医护人员第一例。当时就听说最早的SARS病人是从东直门中医院跑过来的，那里先发生了院内感染。

9日在家休息了一天。4月10号开始，发烧了。我戴了两个口罩回医院。医生给我拍了X光片，验了血，白血球8000在正常值范围内，诊断只是普通感冒。当时很乱，医院的急诊科和门诊室相通，放射科、检验科和综合检查室又挨在一起，不同门诊的病人都集中在放射科，我每次检查一圈下来，都要穿越病人最密的地段。4月11日又去拍了一个片子，没事。白血球降到4000了，但在正常值，也不咳嗽。但我预感不妙。4月14日再照片子，肺部侵润由虚到实，有钱币大小的一块儿阴影！人感觉虚弱到走路都喘气。院里还是没有人给我定论SARS，每天还回家。为什么当时医院那么忽视？因为每年冬春换季时发热问诊病人都会增多，开始不觉得反常。当时没注意到SARS感染者初期症状和典型肺炎的不同，前者发烧，肺部感染的速度极快，血相低于4000，血液中能查找到抗体，就可以确诊。但当时医院做不了血液中的SARS抗体检验，就不给确诊。

4月14日，我担心传染家人，决定离家回去住院，急诊科医生给的诊断仍是“肺炎”。当时一位高个子的主治医生穿着隔离服、戴着一副硕大的防护眼镜从隔离间出来，极力劝阻：“住在这儿，你不是也是了。”当时还不让承认在北京发现了SARS，但我们都已经很清楚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很忌讳‘非典’这个词，都隐晦地说成‘那个’...我没有接受那位医生的建议去小医院治疗，但我也坚决不进天井病房。当时医院没有发热门诊，心脏、神经、肾脏、呼吸、消化多系统的病人都拥挤在急诊科留观“天井”里。和其他混沌的发热病人不同，我之前的信息收集和人际网发挥了作用，求生本能吧，找人在急诊科南北大通道的北端上风口找到一个位置，远离了南侧下风口的天井病房。从4月14日晚开始，我在医生看病的房间外面，独自躲在被窝里吸氧和输液，为避免家人传染不让他们来探视。

4月15日这天，我见到一个医生来传达院里的通知：“一个病人不留！”院已经下决心要关闭天井病房这个疫源地了。我在急诊通道的北端呆了一天多，就被一位护士要求必须迁入天井病房，“要不进病房，要不出院，不能占用通道”！我只好让步，被送到了急诊科门口护士站后面的通道里，此时医生也不知道我是否已开药、是否经过诊治，氧气瓶空了，也没有护士来给换——医院已处于一片混乱。

我在镜子里偶然看见自己鬼一样的脸，发高烧、拉稀脱水、肺部感染、心脏缺氧、肾脏也有问题了，我知道自己如果再不喝一点水、吃一点粥，可能就挨不过去了。一步一挪到北门的小卖部买了几瓶水和几罐八宝粥，这时连拧开瓶盖的力气也没了。
后来，我还是进了天井里，昏昏的...一名过来给我输液的护士轻柔地对我说：“别着急，你的病过几天就会好了。”这是我住院期间听到的唯一一句安慰的话。我没有想到，4月17日，这位叫王晶的护士就SARS病发，后来和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一起因公殉职.....

J先生，一位中年建筑工程师的遭遇是她的妻子讲给我的，已经写在《疫城往事3》中，我一直难忘，是因为和我一样，他4月7日在人民医院被染，10日发烧，...不一样的是，4月17日，他的生命之钟永远停摆了——在太平间旁那个冰冷的洗衣房...

 2018年4月29日写于北京玉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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