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传媒】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德文版《空的窗》走过漫长曲折路
【有根专栏】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德文版《空的窗》走过漫长曲折路（上）
作者：金弢
编者按：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德译本一书，2012年二月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成功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约三十三万字，共504页，被收入的十二位当代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格非《青黄》、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何申《年前年后》、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葛水平《喊山》、蒋韵《心爱的树》、万方《空镜子》、陈村《一天》、荆永鸣《外地人》、以及赵本夫《天下无贼》。参加小说集翻译的人员有：出品人金弢、毕君、Gerhard vom Hofe、丁娜、Christiane Tholen。
此书出版过程一波三折，且听本文作者、出品人金弢一一道来。
译者金弢《空的窗》作品朗诵会
（上）
壮志未酬 功败垂成
因一次拍摄任务，2008年5月，笔者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正赶上作协为来年秋天德国法兰克福的书展而紧锣密鼓地做筹备工作：届时，中国将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展会。又碰巧作协正苦于尚未落实合适人选在德国组织翻译出版两卷本的《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集》，以参加书展。我的出现，作协不免喜出望外。一则我原来就在本单位外联部门管中德文学的交流，加之我是学德语出身，且又已多年生活在德国，对当地的书市行情多少有所知晓。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这么一露脸, 看来这份差使我是义不容辞的了。
细细地听完老同事的整体设想，我毫不犹豫地满口把任务答应了下来。心想，不就是翻译出书嘛，有什么可难的呢，自己以前在国内不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其实，在国外出书完全是两回事儿。就经验而论，我当时可谓是白纸一张。返德后，等不及作协正式委托书的寄到，我忙不迭地先读起部分随身带回的作品，以作选题之用，并收拢起所有自己相识并认为有可能参与翻译的人选名单，既有德国的汉学家，也包括学日耳曼文学的同胞。同时又在德国《华商报》发了消息，旨在秣马厉兵，萃集贤能。
几周后，委托书飘然而至，接踵而来的便是近百万字数的书稿。如此鸿浩之篇幅，仅通读一遍，就得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无疑是一次挑战。对作品的选题与定夺，关涉到德国书市行情，经济势态，及出版社意向，还有该国读者的兴趣。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不容易。不过选题还不是最棘手的事。出版社的意见固然不能不听，但经交涉、商榷，余地还是有的，选题最终还是能达成一致。相形之下，翻译的人选则是整个项目中最大的难点。起初我觉得颇有把握，想想自己认识那么多人通晓中德两国文字，到时择优物色几位，把任务一派，万事大吉。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
经验证明，不少学汉语的德国同仁，一旦动真格地委以文学翻译，则却步者众。现在回想起此种情景，觉得也有个中道理：其实我们认识一个汉学家，往往仅了解其掌握的中文水平，而大多数情况下只局限于其中文口语，而很少知道其母语的修养，尤其是其母语书面的文字修养。若如其中文说得再好，但本国语言不出色，要搞中德文学翻译也是枉然。
加之，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学外语的人往往在人生的黄金年龄段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学外语上，从而忽略了本国文学的阅读与母语的修炼。
又之，作为小说翻译，就语言而论，译者需具备作家的文字水平，除了情节借用原著外，翻译实际上是一次文字上的新创作。若母语欠缺，译文拙涩，则难以为读者接受。如此理论，一个汉学家中文再好，并不代表他的德语水平。反之，学日耳曼文学的中国人亦是如此。
在我多处碰壁、近乎绝望之际，却发生了奇事，可以说是绝路逢生: 我二十五年前在北外的德国教授，因碰巧看到了我的德国电视台拍摄播出的电影纪录片《金弢人生路漫漫》，也没事先给个电话，不打一声招呼地出现在我眼前，称若不是因为电影，他以为我仍在国内文化部工作，而且还带来了我1984年底在北外的毕业硕士论文。奇事一;
奇事二：当年读研时一起听过该外教讲座的女同学，现已成了他多年的妻子。这种事情的发生，还真让人不得不相信人世间确实是无奇不有！
然而，奇事归奇事，正事还是在上。寒暄之余，便言入正题。就中、德翻译而言，毕竟这种中德搭配是最佳组合、绝对的珠联璧合，这无疑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人选，我如获至宝。尤其让人欣喜若狂的是这对伉俪当即允诺帮我扛鼎。再加上同胞、德国友人的帮衬与自身的努力，翻译人选的落实总算称心如意，心头如卸千钧。
千里之行，始于跬步。找出版社便是下一个首当其冲的任务。在此姑且略去了在选题、翻译、校审、修改、定稿过程中难以估量的琐碎工作。
德国是个出版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不同出版社出不同品种的书籍，分类又非常之细。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肯或都能出文学作品的；而每家出版社的规模、实力不尽相同，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从一人统管一家出版社的个体经营到具备工作人员几十上百号的，无所不括。加上各出版社又有自家的出版倾向。就算是文学书籍也分作品的类别、风格或体裁的各异，是诗歌还是散文，是长篇还是中短篇抑或小说集，最终一切则取决于老板或编辑一个人的情趣或爱好。
总体而言，大小出版社各具所长，各存其短。一般说来，大出版社，实力强，资金雄厚，知名度高，出书印数多，发行量广，作品容易成名，经济市场有波动能顶得住，危机时代无人买书也不怕，万一不行可吃老本。不然裁员截流，苟渡难关，总之，生存能力强; 但大出版社的弊端是工作流程死板，缺乏灵活性，出版周期长，节奏缓慢，没有两年以上的合同难以见书; 又之，作者参与权小，如选题、定书名、封面设计、决定篇幅及装帧，等等。
相形之下，小出版社就灵活得多：可以突击出版，定夺也快，拍板事儿老板一人说了算，且老板又亲力为之，立竿见影，出成效，改前变后，加班加点，急活儿赶得出来。通常小出版社老板一人身兼多职，会排版，会整清样，插页绘画，设计图案，装帧封面等等，多项全能，首尾一条龙，一手落，效力极高。但小出版社经济实力薄，资本储存少，得等米下锅。往往贷了款出书，卖了书还债，一不顺当，跌个跟头起不来，倒闭风险大，信用程度小。这种不愉快的事，我这回还真的给碰上了。
作者在魏玛歌德故居
译稿的任务尚未落实到具体人头上，对出版社的求觅业已开始。除了德国，我把触角还伸到了瑞士、奥地利、英国甚至还有印度人的出版社。为了确保新书按时付梓问世，的确是绞尽脑汁，近乎不择手段了。在不计其数的联络、交涉、权衡后，脚踏几只船，与慕尼黑、法兰克福、柏林的几家出版社同时谈判，三管齐下，因为时间已不允许我，先谈完一家，再谈第二家，必须同时探底。
因地理优势，我把立足点放在慕尼黑，并登门造访，带去了全部于我有利的信息，并表明了我对此事的诚意。在进行了粗粗的结识并互换了资料后，我约其老总来我饭店，安排在午休时刻进行深谈。同时，我在当天又去电话联系柏林那家出版社，要求与老板直接对话，从原则上把出版的框架条件定了下来，而且以同样的条件向法兰克福出版社摊牌，希望得到他们的意见，并谨请其出版社老总适时来慕尼黑晤谈。
慕尼黑出版社负责人如约而至。我一一列举了我的优势条件，声明之所以首选该出版社，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名望，且可信程度高，在出文学作品方面有较好的声誉，出的书质量好。但我一开口就要出两本，每卷四百页上下, 共收入二十个作家。
没想到出版社犯难了。要在短短的十个月内，突击出两本，而且译稿尚未完全脱手。在这种情急之下签合同，对方觉得没有把握。声称出版社手中正在运作的有十部文学作品，而它们都是两年前签掉的合同，如果加码两本进去，势必会影响其他十本书的质量。
我当时没有让步的意思，比如说不行的话可以先出一本。谈判没有最终结果，那老总声称得找董事会研究一下，听听具体分管此工作的部下，看看他的意见。当时，已经是2008年的十月份了。我当即允诺，如出版社最后认为可行，我保证在次年二月底之前递交可付印的译稿，这样出版社起码可知书的规模。等书条打印了出来，一个月之后准时交回润过色的清样。
同时，我不断地去电话催稿，向各位译者查询翻译进度。有如手执鞭子，既抽着自己，也敦促着大家。那年我们几乎没过圣诞，没过新年。
一周后，慕尼黑出版社的女秘书来电话，婉言谢绝了合作。为确保其他十本书的质量，为其出版社的声誉，决定了放弃。其实，我其间已咨询遍了在出版业所有有经验的德国友人，他们都说这么快出两本只是异想天开，如能出成一本已是大幸。逐渐地我改变了初衷。觉得能出一本就出一本，好过一本也出不了。但再找慕尼黑那家出版社去洽谈只出一本的设想，我有心理障碍。
正巧，柏林出版社老板来电话，我想既然一口气出两本不现实，便抢先表示，如果有困难可以先出一本，赶上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就行，另一本姐妹篇，只要出在 2010年莱比锡书展之前就可以了，但希望能出一本大的，收入的作家增加到十二人。对方听了觉得问题不大，欣然表示，无论如何出一本总比出两本更有把握，就是厚一点，运作上总轻松过两本。
小出版社就这样当即体现出它的优越性。老板在电话里当场就拍了板，不出两天就寄来了出版协议书，共十五页。我连夜把它译成中文，不等天亮就将译文初稿发去中国作家协会征求意见，因出版事宜关系到十二位作家的版权问题。作协收到草稿后，马上让人打字成文，三天后将作了修改和补充的协议书反馈了回来，我当夜将改动过的协议书译回德文传送出版社。出版社又作了改动，增补了部分新的条件。我又一次将协议译成中文发回北京。
这样几经来回，两方把自己的条件都补充了进去。在商议、妥协的基础上定下正文。出版协议正式文字为德、英文两种。因中文在德国不被承认为法律有效文字，所以中译文只作中方参考副本。
协议中明文规定了2009年三月底之前须将定稿后的译文交送出版社，四月底见清样，五月底将审阅完毕后的清样交回出版社。六月、七月为出版社最后审稿、定稿、制版、出样书和印刷的日期。八月一号见书。
全体翻译人员个个快马加鞭，夜以继日。由于时差，我每次跟作协通电话都要安排在半夜两点之后，而且几乎每天都要通话，有时一天几次，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翻译时碰上疑难之处，还要找国内的作家直接询问，不得有差池。
正当与柏林出版社的协议书已正式打印成文，只尚待签字时，法兰克福出版社老板因路经慕尼黑匆匆赶来我饭店，表示如果只出一本的话，他绝对有把握既准时而且又能把书出得很漂亮，还提出了书名的设想。对该出版社的名气和实力，我已有赞誉的耳闻，而老板一看就是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其严肃可靠的神态让我心动。谁不想绑个大出版社？不管下文如何，先看看其协议的草案无妨。
此出版社也很快就寄来了协议草案。我看后觉得尽管有些条文要苛刻一些，然而大出版社毕竟还是有魅力的。我还是把第二份协议书译成中文，转去作协作比较选择，并阐述了我的意见。作协发回批文：既然与柏林出版社的合作上已经走得那么远了，那就一心一意地走下去。对第二个合同进行审议，就时间和精力上都不很现实。只要书能出来，出版社的大小无所谓。
正是因为担心柏林出版社的节外生枝，我一直没敢给法兰克福出版社打回票。直到2009年一月，该出版社终于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只要我能如期交稿，现在签合同还来得及。
事到如今，我已不得不实话实说了。对方很有风度地表示惋惜，预祝我成功，希望今后还有别的合作。事已至此，也只好死心了，好歹也只好吊死在一棵树上了，我也没什么可心猿意马的了。
在大家的努力下，译好的稿件一部分、一部分地汇集到我处。对原文的核实，又是一份新的工作量。当然不能全看，只能抽样地看。有时为了寻求最恰当的译文，大家经常半夜三更长时间地通电话。
果真，到了二月底，大家手中的初译稿如期脱手。我自己的译文也已完毕！接下去的一个月就是修改、润色、定稿的时间。我频繁地与出版社联系，将翻译的进展情况沟通对方。
但突然有一天，奇怪的是出版社的电话除了录音总是没人接。我试打对方手机，也是关闭的，发出了电邮，几天不见回复。这样一天十几次地录了音，不知凡几地试打着手机，一切犹如石沉大海，没有对方的丝毫信息。
我心里极度不安，深为疑惑，百般猜测，又百般地侥幸，希望一切安然无恙。但不祥的预感像洪水般地向我扑来。
在煎熬中度过了一周。这时我又想起了法兰克福出版社，想起了那位老板让人可信的神态。如果一月份真跟他签了合同，也许现在不会这么提心吊胆吧。
惶惶中，突然间电话通了。对方称：一次突发性的手术被送进了医院。我细细地询问病情，既关心他的健康，又担心我的书。得知是他的膝盖骨动了手术，虽然这次手术医生很早就跟他提过，但还是因突击住院，所以没有来得及安排工作，连手机也忘了带。因手术后有并发症，几天处于昏迷状态……是啊，天有不测风云！我相信了，并很同情地关照他注意身体，心想他的健康与我这本书的命运紧拴在一起。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很快，大家完成了定稿，我把汇集的稿件发出，让他试着排版。消息传来，共527页。虽然寻找封面的照片几经波折，除了在网上查找，我还托人去北大拍 了几组窗扉的照片，都不太理想。最后终于在网上找到了一幅合人心意的照片，而且封面设计也出来了。脑海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呕心之作正在逐渐成型。婴儿即将诞生！
似乎一切尽如人意，只等闲时间的过去，新书的面世看来是水到渠成，是早晚的事儿。到了五月，清样的初稿也出来了。德国人做事就是信守诺言，一切工作有条不紊。我心头热乎乎的，正赶上北京方面紧着打听书的进展,我就连同书的封面设计把全部的清样一起发了过去，还强调了527页。作协非常兴奋，让人带话过来：乐见其成！到了五月中旬，我感到清样的排版错误不少，改起来很费劲，而且多处错的莫名其妙，我询问了各位译者，大家都有同感。
我去电话找出版社想问个究竟。没想到，三个月前的情况又出现了。无论怎么打电话，就是没人接。打了手机，报话员说是空号，发了电邮也是杳无音信。这场让人绝望的闹剧持续了十天左右，那家伙又冒了出来。电话里，我已失态，失尽了往年外事工作应有的涵养，忍无可忍地质问对方到底是怎么回事，临近出版期还有两三个月了，国内多少人翘首以待，你倒真的开起国际玩笑来了。
对方解释道，是一次即兴的家庭休假，说走就走了，反正很快就回来。路上不小心打掉了手机，买了个新的，也换了新的手机号，只是没来得及跟我联系……有这种可能吗？我心里犯嘀咕，只是碍于面子，不想让对方难堪，没有直接反驳。心想，就是他没了手机，哪儿不能借个电话打一下？
我强忍下欲发又止的牢骚，心想这么做也于事无补，还是平和了口气跟他谈工作，谈到了排版上的错误多得让人吃惊。说到此，我的口气又变得直厉起来。他也明显感觉到了我在责怪，说他这次休假完了要集中精力地把清样重新彻底、认真地处理一遍。我心想，人家有这种诚意，虽然事情一波三折，其间两场虚惊，只要书能出来，也值了。
对方又说，其实排版完了就剩下印刷，而且印刷又很快，只要一开机，三五天就能见书。作协的意见同样，不要催得过急，以免影响质量，其实没有必要八月份就出，九月份出也来得及，书展反正在十月。
也行。我心想，我把日期定得这么紧是为了求上得中。既然大家都这么想，可能真是我过急了。对，不要逼人太甚，不都说得饶人时且饶人嘛！既然印刷又那么快，还不如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好好排版。我不再打扰他了，发去了一个电邮，希望第二次排版完成后，把全书的清样再次发给我，由我分还给每个译者，让他们各自细读自己的译文。他没有回话。给他发了东西，他不回，我知道他的风格，这人是出格的内向。虽然从来未曾晤面，但无数次的电话﹑电邮，觉得自己还是了解对方的。
我什么都不管了，只是耐心地等待着对方的消息。一时间，我几乎忘掉了这项尚未完成的工作。不觉中，已到了七月，该有消息了吧！我又耐心地等了几天，冀望着对方突然间会主动联系我。没有，什么也没有。熬过了周末，星期一一整天没有消息。我终于忍不住星期二早上一到八点就去电话，只有录音。我每隔十分钟拨一次，连续拨了三个钟头，未果。用他新买的手机号，关机。
这样连续整整一个星期，杳如黄鹤。我打听了所有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人知道他的下落，连跟他合作的一位女秘书也对他一无所知。我差点儿没去柏林找他。在极度的不安中，近乎是一种恐慌，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一天，一位德国作家报告，说自己在那家出版社网上出售的书已被封了，已被停止了出售。
无奈中，我只好求助於慕尼黑工商局，从那里才得知，此出版社已在一个月之前就宣布了破产……真他妈的！我不禁破口大骂。这头驴子，紧要关头掉链子，弄得我让人哭笑喊骂都不是！
我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多叫人失望啊！国内的作家们又有多么的失望啊？！有多少人在看着我，在期待着这本书！真是天大的失望！时临书展仅仅两个月了，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却宣布了破产，就是缺钱也该吱个声，有什么困难不能说出来让大家帮个忙呢? 你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失踪了，至今也没露面，弄个下落不明，真太让人失望了……
后右起路遥，德国著名作家棱茨、王愿坚（《党的女儿》、《闪闪的红心》的作者）、右六为袁和平、前左一为扎西达娃、前中为本文作者,右为汉堡文化厅负人。1986年春在汉堡
中国作家，士气高昂，整装待发，以祖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阵容，浩浩荡荡，进军法兰克福，主宾法兰克福书展，把中国文学推出国界，推向世界；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但，他们两手空空，手中没有书！失望啊！无边际的失望！让人无地自容，让人无脸见江东父老……
我没脸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去出席法兰克福的书展……但是，路还得走下去。书展后，作家团相继来到慕尼黑。没有书，作家们不气馁；没有书，但我们有打印好的译稿；没有书，我们照样开作品朗诵会，我们照样举行文学座谈会。作家们“若无所失”，而且还得到了慕尼黑第一市长吾德先生的接见和宴请。
然而，我并不甘心这一年多的心血就这么付诸东流……
（未完待续）
编辑：胡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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