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作者：张信刚/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
张信刚教授
【编者按】冬至节刚刚过去，圣诞节即将到来。对于简单认为冬至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圣诞是西方人的宗教节日的读者，我们推荐张信刚教授的这篇文章。该文讲述了这两个节日的由来、内涵和演变，以及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引申对传统与国运的思考：“过耶诞节还是过冬至节只是小事一桩，断断不会影响大局。大局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是否和谐，科技是否先进，经济是否繁荣。我关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或两代人能不能摆脱曾经令中华民族停滞落后的内生文化因素：因为礼教束缚而缺乏创新动力；注重人际关系而忽视实质表现；惯于大而化之的宏观论述而不擅精细量化的具体分析……”本文为张信刚教授两年前在温哥华所作，曾发表于2018年1月澎湃新闻网。在2020年病毒横行，人类命运面临共同挑战的今天重登此文，仍具现实意义。
图说：一个世纪以来，在欧美基督教地区以及亚非等传统非基督教地区，总的趋势是，圣诞欢庆中的世俗性逐渐超越了它的宗教性。图为2017年12月24日晚，上海一间娱乐场所，民众参加平安夜“枕头大战”。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17年冬至在香港度过，我特意吃了饺子以为庆祝。冬至过后立即动身赴加拿大，刚好赶上圣诞前夕（即“平安夜”），圣诞节当天下午按北美洲习俗吃了一顿圣诞大餐。连续庆祝了两个重要节日，又已过了阳历新年，我觉得可以写一篇关于这两个节日和历法的文字。
冬至节的由来
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这个独特的天文现象，地球上所有人（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的人）都可以直接观察到。
许多证据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六千年前），处于冬季昼短夜长的北欧地区人口就已经知悉冬至的现象。考古学家在挪威和德国都发现了石器时代（约五千年前）有关庆祝冬至的遗迹。英国著名的巨石阵（Stonehenge，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埃姆斯伯里镇附近，据估计建于距今四千五百年前）中，有一处巨石的摆放就是对准了冬至那天日落的方向。
冬至发生在冬季的中段，此后严冬就要到来，日照时间也会从此增长。近代以前，除去热带地区，冬至之后食物往往短缺，因此人们会提前宰牛，以便严冬时不必再以储藏的谷类喂养牛群。在温带的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秋天收成的葡萄此时也酿制成酒，正可以饮用。所以冬至在欧洲和西亚逐渐成为一个节庆，象征太阳重生，光明再现。
罗马帝国的第四十四任皇帝奥勒良（Aurelian，214或215—275）在罗马已经衰败时，征服今日叙利亚境内临近波斯帝国的帕尔米拉（Palmyra）王国；公元274年，把叙利亚的太阳神（Sol）定为诸神之首，并把太阳神庆典定在冬至（Solstice, 意为“太阳停止时”），即当时罗马历法（见后）的12月21日。从此，罗马人每年都连续几天庆祝冬至，祭祀太阳神及其他诸神。
虽然欧洲北部可能最早有人庆祝冬至，但没留下文字记录。从已知的文字记载看，中国人定出冬至这个节日略早于罗马人。据传说，冬至是周公测定的，在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已被重视。但是冬至作为节日则始于东汉(25—220年) 。《后汉书》（作于南朝宋代）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可见东西两大帝国对冬至节的庆祝方法颇为不同：在中国，皇帝敬天祭祖，安身静体，百官不听政事；在罗马，人们连续几天饮酒作乐，祭拜众神。
圣诞节的演变
由于欧洲绝大多数人口在公元五至十世纪信奉了基督教，十一至十五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分为使用拉丁文的罗马教会即“天主教”（Catholic Church）和使用希腊文、阿拉伯文或斯拉夫语言的东正教（Orthodox Church）。
十六世纪，罗马教会统辖的北方地区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新教”或“抗议教”(Protestant Church）。十六至二十世纪间，各教派的欧洲基督教徒在全球各地建立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并大力传播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以及埃塞俄比亚、埃及、亚美尼亚等地独立于以上三个大教派的小教派）现在是全世界信徒最多也最为强势的宗教。
一百多年来，圣诞节已经从欧美人的宗教节日转化为一个兼有宗教、文化与商业性质的世界性文化现象。然而大部分参与庆祝圣诞节的人（不论是否信奉基督教）都未必清楚圣诞节的历史。
基督教《新约》的四部福音书都说耶稣大约两千年前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Bethlehem），没有一处提到是哪一天或什么季节。公元三世纪，有少数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开始庆祝耶稣的诞辰，并把这一天定在冬至。公元四世纪末，罗马帝国定基督教为国教时，圣诞节还不是教会规定的节日；许多转奉基督教不久的罗马人仍然在冬至之后的几天聚集狂欢, 祭拜众神，包括罗马的农神（Saturn）和源自波斯的光明神（Mithra）。当时的基督教会为了消除罗马人多神崇拜的旧习俗，特意把冬至后数日即罗马历的12月25日定为耶稣的诞辰。这样，罗马人就可以在那几天继续欢乐庆祝而不拜祭异教神灵。也就是说，基督教用圣诞节替代了冬至节。
公元六世纪时，罗马教会对耶稣诞生的年份做了计算，把它定做主后（Anno Domini）1年，这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元”（Common Era）纪年的宗教来源。但是后来的学者们比照《新约圣经》的记载、犹太人的记载以及希腊-罗马史料之后，认为这个计算有四至六年的误差；耶稣应该是生于公元前4至6年而非公元1年。
在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中，圣诞节的宗教意义有过几次变更，圣诞节的庆祝方式也因为地域和民间传统的不同而有别。十七世纪时，清教徒为了反对饮酒狂欢而谴责庆祝圣诞节的活动。英国国教在十八世纪强调圣诞节的宗教性。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和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各自写了一系列关于圣诞节的短篇小说, 在英语世界里广为人知。后者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描述一位吝啬的雇主在圣诞节时被三位精灵感化成为乐意行善的好人。
这些文学作品催生了英语民族庆祝圣诞的新模式：庆祝的重点从社会欢庆转变为家庭团聚；圣诞节时应该关心儿童和弱者；亲朋之间彼此要交换礼物，庆祝时要摆放常青圣诞树，并一起吃火鸡餐，等等。家庭团聚的习惯使在街头饮酒变为不恰当，交换礼物的风俗使寒冷的12月成为零售业的大旺季。穿红袍留白须驾着驯鹿的圣诞老人（Santa Claus）给儿童送礼、圣诞夜唱有关歌曲（如“平安夜”）这一套圣诞文化，则在十九世纪时从英国和美国开始得到确立，并传到世界各地。
总体而言，庆祝圣诞节历来有神圣和世俗两部分。一个世纪以来，在欧美基督教地区以及亚非等传统非基督教地区，总的趋势是，圣诞欢庆中的世俗性逐渐超越了它的宗教性。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圣诞热潮尤其如此。
非信仰者、犹太人和穆斯林对圣诞节的态度
绝大多数香港人都不是基督教徒，但英国的殖民统治使得圣诞节成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和复活节（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同是香港的法定假日。
虽然一般香港人在家里不会在圣诞树下和亲人交换礼物，香港的热闹地段却一定会在圣诞节前一个月就把建筑物的里外都装饰得火树银花，华丽灿烂。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商业动机和把圣诞节当作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基本上没有宗教意义。香港人也很重视中国的传统假日。农历新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都是法定假日；许多香港人还过冬至节，虽然这一天不是法定假日。居港二十七年给我的印象是，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和我一样，既认同中华文明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家都会喜悦地欢度冬至节和圣诞节，却都没有特别强烈的感情。
我在北美恰巧也住过二十七年。北美人口固然以基督教徒为绝大多数，占总人口不到3%的犹太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却很大。在基督教徒庆祝圣诞节的同一时段，犹太人会过一个历时八天的Hanukkah（修殿节）节庆，纪念公元前二世纪犹太人成功反抗外来统治者，并重修耶路撒冷的圣殿。北美洲的犹太人家里不会立圣诞树，但一般会在窗前摆设一个有九支蜡烛的烛台以象征光明，因为Hanukkah 也称作“光明节”。在北美洲社会里，犹太人会主动对基督教徒朋友说“Merry Christmas”，基督教徒也会向熟识的犹太人说“Happy Hanukkah”。在这段时间，自己并不信教的人，或是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面对不相识的人，一般会说，“Happy Holidays!”
我在埃及和土耳其这两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也曾经度过圣诞节。穆斯林比犹太人更易于接受圣诞节，因为伊斯兰教承认耶稣是先知。但是穆斯林不会主动庆祝圣诞节，所以12月在开罗和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感受不到圣诞节的气氛。
其实，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源于亚伯拉罕开创的一神教。最晚出现的伊斯兰教把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称为“有经者”。所谓“经”，指的是犹太教的《律法书》（Torah，或称“摩西五书”）和基督教的《圣经》（Bible，其中首五卷就是“摩西五书”）。因此在穆斯林统治的社会里，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受到法律的保护，犹太人庆祝修殿节和基督教徒庆祝圣诞节都是被允许的。
圣诞节在中国
严格来说，七世纪中期景教传入中国后，圣诞节就应该已经为中国人所知晓；唐德宗（779―805年在位）时竖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就提到了耶稣诞辰。所以圣诞节的概念传到中国比传到美洲、东南亚和大洋洲要早至少八百年。
但是，直到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成批来华传教之后，才正式有中国基督教徒集体庆祝圣诞节的记录。无论是七世纪还是十七世纪，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时，中国都处在完全自主的时代，与十八世纪以后的帝国主义及西方霸权无关。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提倡与国际接轨，国人模仿西方的风俗习惯，于是圣诞节文化在中国社会开始传播，实属不可避免。但鉴于这些年中国主权巩固并且再度崛起，国人当下热衷于过圣诞节，很难简单说成是西方人倚仗霸权进行文化侵略的结果。
当前有些人认为，因大批民众对中国文化缺乏自信而模仿西方人过圣诞节，故而有必要重新提倡中国的传统节日冬至节，以抗衡或部分抵消圣诞节的影响。这是重复罗马教会当初用圣诞节替代冬至节时的逻辑和手法，不同的是，当前一些人的设想是一千五百年前罗马基督教会的逆向运作。
中国历法与罗马历法
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是农业大国，因此对历法都很重视。罗马帝国早期使用阴历，根据月球的盈虚定出一年的十二个月。时任执政官凯撒（Julius Caesar，前100—前44）把罗马原来的阴历改为阳历，按太阳的轨迹定出一年的长度，分为十二个月，每若干年在2月尾加一个闰日。
这套历法被冠以凯撒的名字，称为“儒略 (Julian）历”，在欧洲一直通用到十六世纪。此时的儒略历已经不再准确，所以天主教的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于1582年颁布了对儒略历的修订，大致是每四百年减少三个闰日，修订后的历法被称为“格里高利历”。因为当时儒略历的误差已经积累到十天，所以格里高利历在公布当天就跳了十天。
从格里高利历公布到最近一个世纪，它和儒略历的差别又增加了两天。所以现在的差别是十二天。（俄罗斯等地当初没有采用格里高利历而继续用儒略历，所以是在格里高利历法的1月6日过圣诞节，今日仍然如此。）
中国早期采用阴历，之后逐渐在阴历中加入冬至等反映太阳情况的二十四节气，需要不时加入闰月来调整，所以成为阴阳历，又称农历。农业运作需要符合节气，所以中国历朝历代开国后都以修定历法为头等大事。明朝取代元朝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命钦天监参考元朝时从中亚传入的“回回历”修改历法，修改后的历法已不复是华夏文明所固有的旧历法。将近三百年后清朝开国时，历法又已失准。顺治（1638—1661）和康熙（1654—1722）两个皇帝任命欧洲学者主持修订历法，主要是汤若望（1591－1666）、南怀仁（1623—1688）这两位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所以十七世纪后的中国历法是满清皇帝请欧洲人主持修订的，更加不是纯粹的华夏历法。
中国传统还是西方习俗
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随后废除旧农历而采用阳历（格里高利历），纪元则以西方国家通用的1912年为民国元年。到1949年新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使用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西方历法，称之为公元。因此公元1949年取代了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就是1950年、1951年……直至2018年。
近年来，不少欧美学者为纠正欧洲中心主义和基督教至上思想，不再用A.D.（Anno Domini，意为 “主后”）和B.C.（Before Christ，意为“基督前”）来代表历史时间轴的分界点，而改用 C.E.（Common Era）和 B.C.E.（Before the Common Era）。我自己十几年前开始采用这样的缩写，但是时常被习惯了A.D.和B.C.的国人所质疑。
尽管不用“主后”、“基督前”这样的基督教口吻，今天我们经常会说十八世纪、二十世纪如何，或是二十一世纪将会怎样。一个世纪就是一百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十月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被认为是亚洲人的世纪，此类说法的基准点仍然是耶稣的诞生时间。
现在有人提倡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所以想用中国的传统来取代西方习俗。原则上我对这一点不反对，甚至还赞成。现在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每年10月31日晚上穿戴奇异地庆祝 “万圣节”。其实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万圣节（All Saints Day）不是10月31日而是11月1日。10月31日是欧洲的一种民间迷信，认为各种牛鬼蛇神要在众圣人过节的头天晚上出来捣乱，所以就要装鬼吓人，一般人家就息“鬼”宁人，给来敲门者一些糖果，把他们打发走。其实，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也称“鬼节”，也是要吃饭喝酒安抚鬼的。要扮鬼或安抚鬼，何不选农历七月十五日呢？
还有许多中国人庆祝唯独美国才有的在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的 “Thanksgiving Day”（感恩节）。他们只看“感恩”这两个字，并不知道英国清教徒初到美州的第一个秋天，因为还没有收成，是靠原住民赠与粮食和教他们猎火鸡，才能度过冬天。这些清教徒为感激上帝对他们的眷顾，才开始庆祝“Thanksgiving Day”。（加拿大也有自己的感恩节, 定为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即哥伦布到达美洲之时，美国把这一天称为“哥伦布日”。）
再说回圣诞节。中国一直有人把“圣诞节”称作 “耶诞节”，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道理。耶诞节源于西亚人的太阳崇拜，始于罗马基督教会，而被近代欧美殖民者传到全世界，成为今天的状况。对非基督教徒来说，不庆祝不是损失，庆祝也无不可。但是称这一天为“圣诞节”就有如庆祝“万圣节”一样，显示自己对欧美社会传统并不了解。
洋节与国运
世界上每一个文化都受过外来影响，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曾从与外界交往中产生借鉴。大批中国人庆祝耶诞节可能让另外一些中国人不能认同，但这不是中华文化的危机。假如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拥有将近十四亿人口，目前正在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出现危机，那只能是因为我们自我设限而停滞，或是自我戕害而倒退。
过耶诞节还是过冬至节只是小事一桩，断断不会影响大局。大局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是否和谐，科技是否先进，经济是否繁荣。我关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或两代人能不能摆脱曾经令中华民族停滞落后的内生文化因素：因为礼教束缚而缺乏创新动力；注重人际关系而忽视实质表现；惯于大而化之的宏观论述而不擅精细量化的具体分析……因此才有写这篇文字的动机。（完）
（编辑：胡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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