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宪
2016年3月12日，刘伯松在蒙特利尔家中接受笔者采访 摄影：谭碧琼
周日（8月26号）上午十点在病房见到刘老师后，我就再没哭过。
那天，我以为是最后告别，就算再忍也免不了悲伤。
可谁能想到，输着液、吸着氧，置身“临终关怀”的刘老师谈笑风生，一如平常！
每当他仰首大笑，我都觉得医生的判断又错了，就像两年前那次一样。
所以我一滴眼泪也没掉，一直在笑。
那天，我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是事先找到刘老师最心爱的新亚学院校歌《明志》，放给他听。
刘老师高兴极了，小声跟着唱。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炯炯有神，像是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几十年没听到这首歌了……”，刘老师郑重谢我，我也高兴极了。
28号午后再去看刘老师，他比两天前瘦了，眉毛更黑了。
他呼吸均匀，打着小呼，睡得很香。
分明是累了，想睡个午觉……可他们说刘老师会一直睡，睡到另一个世界。
这天是刘伯松先生和谭碧琼女士结婚25周年纪念日，碧琼拉着丈夫的手，久久述衷肠……
她说他能听见。
我也说他能听见。
29日早上，三天未进食，被宣称再不会醒来的刘老师奇迹般露出了微笑，或许他在探试人的意志力到底能有多顽强？
刘老师有时是很孩子气的，他对未知充满好奇和浪漫的想象。
刘老师是潇洒的勇士，两年前立书拒绝抢救，两周前笑谈生命进入倒计时，两天前比划着跟大伙儿说：大夫给我看诊断书，上面写着多器官衰竭，呵呵……
以前，我从没亲眼见过哪个人能像他这样面对死亡。
31日上午11点37分，刘老师决定走了，他走得很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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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刘伯松是十几年前参加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活动，他当时是协会主席，我是协会新人。别人告诉我，主席就是报纸上开专栏的“雷门”“雷蒙”“雷鸣堂”掌门。
这名字如雷贯耳，他的文章也往往带着雷响。
看他头发花白，温文儒雅，讲话慢条斯理的，没有半点“雷霆万钧”的样子，当时的感觉说不清是更加喜欢还是有点失望。
彼时才知，他叫刘伯松。那些“雷”什么的，是他拿自己的英文名（Raymond）谐音起的笔名。
刘主席常鼓励我，卸任时还推举我进了新一届理事会。
刘老师鼓励我在魁华作协谈写作感想
再后来，我们共同服务于七天报社，他是首席评论员，我是首席记者，同时兼任《老刘看世界》专栏所在的言论版的责任编辑，从此跟刘老师来往频繁。他每周一或周二发来文章我审，我不明白的发回去提问，或者打电话求证，周二晚发给美编排版，周三一早再发给他过目，直到刘老师满意了才定稿印刷。
我和刘老师都属于老派人，做事较真，常为一个字、一句话反复磋商。有时报纸眼看要进印刷厂了，可时局发生了变化，刘老师马上发来新稿，用红笔标出需改之处，我呢，赶紧写出修改意见，告诉美编在排好了的版面上第几列第几段第几行第几个字需要删改或者替换……
说实话，《言论版》是最不容易编辑的版面，不仅要在文字语法上把关，还要对时事新闻有一定了解，个别情况下还要去揣摩刘老师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而我的政治敏感度和理论水平远远落在刘老师之后，这就需要我打马快追，逐字通读，抓紧研学。这些年，许多迷雾和困扰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被刘老师驱散的。
2007年我要去阿富汗战地采访，刘老师千叮咛万嘱咐，刘夫人买来便携式手霜、唇膏、湿纸巾等日常用物。可以看出每一个小物件都是他们设想了我可能遇到的境况而精心挑选的。我平安回来后，刘老师专门写了文章“听《胡宪眼中的阿富汗报告会》归来——我的印象和感想”（见附文），他旗帜鲜明的肯定和支持，令当时染上了“战争后遗症”，身陷迷茫的我受到极大的鼓舞。
刘老师知识广博，治学严谨，工作勤奋，为人磊落，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在过去的十余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成长。
他当作协主席时我称他为刘先生，做了他的编辑后，我改称他为刘老师。他这个老师当得名副其实。
2013年，刘老师夫妇去中国旅游，特别想看北京人艺的《茶馆》。我邀请他们住在我家。他们陪我老母亲聊天，和我姐姐、姐夫一起逛后海，游锣鼓巷……刘老师的善良、幽默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给我们全家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从此，他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们全家人尊敬的朋友。
刘柏松夫妇在北京
2014年刘老师生了病，2016年病情恶化。为了完成对他的专访，我和他进行过六小时的长谈，还读了大量有关他的资料。
对刘老师了解愈多，敬重愈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从一个只闻其声的“雷”，变成了根植我心的“松”。
别了，刘老师！不管是雷声，还是松影，您的音容笑貌已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写于2018年8月31日午夜）
特发《艰险我奋进 困乏我多情》，纪念良师益友刘伯松。
艰险我奋进 困乏我多情
——访七天报首席评论员刘伯松
2016年3月12日，刘伯松在蒙特利尔家中接受笔者专访 摄影：胡宪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
这是刘伯松先生早年就读的新亚书院（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学院之一）校歌中他最喜爱的一段歌词。2016年3月12日，笔者在蒙特利尔刘先生家中采访，他两次深情背诵，可见刻骨铭心。
作为七天报的记者和编辑，笔者常被读者问及刘伯松到底是何许人。
也难怪。本报首席评论员刘伯松，十年来，在七天言论版发表时评数百篇；二十多年来，他曾先后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的多家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不胜枚举。他以犀利的笔锋、翔实的论据，指点江山，批评时弊；他以广阔的视角、博大的情怀，抑强扶弱，悲天悯人。他立场鲜明，从不模棱两可；他直抒胸臆，不怕招致打击。有时，他也写人生感悟、儿女情长，但不管是豪气干云，还是英雄涕泪，都必是真情文章，听得到铮铮铁骨，看得见恋恋柔肠。
如此人物，好似迎风招展的旗帜，想不惹人注目也非易事。因此，喜欢他的人，若没拿到报纸，会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询问，因为每周的《老刘看世界》已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反对他的人，也会在来电或来信中给他贴上某种标签，对报社提出质疑或警告。
“有人管您叫‘反美斗士’，您怎么看？”“听说您收到过死亡威胁，让您小心去唐人街？”“有人以为您是在中国内地长大的，要不要说明一下”……这些年，我以各种理由提出过采访要求，都被宠辱不惊的刘伯松云淡风轻地拒绝了。
可这一次，他病了，病得有点严重……
终于，在我的诚意坚持下，刘老师答应跟我“聊聊”。
这一聊，我们聊了六个钟头，其间吃了两碗刘夫人做的面条，之后带回家一摞资料……
刘伯松先生在即将由七天传媒出版社出版的《老刘看世界》新书自序中说：“天下大势，风起云涌，变化无穷，加以往往资料不足、真相模糊、论证不明，很难一眼看清，很多时候取决于作者本人的立场、观点、背景、经验，甚至情绪和偏见。因此，我一向认为并建议，阅读时评时，必须设法去了解作者的背景、经验和立场方能理解他的叙述和论点。”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刘老师才同意接受我的采访。这里我想粗线条地描述一下他的成长，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是什么样的风起云涌把刘伯松雕琢成今天的样子，今后，我们又该怎样去读他的书和那每周的文章。
“手空空，无一物”
很多人以为刘伯松是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的，还有人说他一定被“洗过脑”。可事实上，除了近些年的旅游，刘伯松一天也没在内地生活过，大陆连个亲戚都没有。
刘伯松是第三代华侨，1936年出生在马来亚，祖上是广东客家人。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马来亚，5岁的刘伯松随家人逃到乡下，失去了上学机会。
在乡下，他跟着祖父看《通书》识字，下农田种菜；再大一点，便跟着母亲去橡胶园割胶了。
“每天在烈日暴晒下插秧，被田里的吸血虫叮咬，想玩儿却不能玩儿……”这就是刘伯松的童年写照。
1947年，他住到了布先镇的外婆家，终于可以打着赤脚上学了。“我已经11岁，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却只会讲客家话，是个十足的乡下人，幸好一位同姓的班主任课后耐心给我恶补普通话，才能跟上。后来也学了广东话。
“1948年，马来亚时局很乱，英国殖民政府刚刚回来，占据了日本人留下的地盘的游击队想赶走英国人，政府宣布了紧急法令。我父亲怕小镇不安全，把我带到怡保市，他在一家锡矿公司做财务。我转了两次学，到四年级才上了一所好学校——育才小学。”五年级，刘伯松开始了最初的华文写作，曾向怡保建国日报的《学生园地》投稿，发表率很高。至今他依然记得“拿着两块半马币的稿费单，又紧张又高兴地走进报社”的心情。
“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很多华侨偷渡回国，父亲怕我也走，便中断了我的华文教育，把我转去英文学校上中学。我很不高兴。”
割舍不下华文情结，刘伯松努力自修。“那时只能看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小说，因为对中国一无所知，又没有文言文基础，我捧着鲁迅的书读不懂，只是出于对穷苦人一种天然的同情，我的思想开始左倾。比如一次看见警察殴打无照小贩，很气愤，便写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1955年，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销到东南亚，出版了新马版，让在英校上中四的刘伯松欣喜万分，马上报名当了该报通讯员，“写东西、卖报纸、召集学生活动、参加干部培训班……”中学毕业后，他径直去吉隆坡的通讯社工作，负责全国三个中部地区四州的所有活动，“主要是组织各种兴趣小组活动，包括演话剧，演节目，一个月挣100块，每天都很忙，走到哪儿睡到哪儿。有时也有危险，因为紧急法令还在，政府把山区所有华人都集中在‘新村’，防止他们和共产党接触，我们有时也去那里演出……”回忆起少年时代，满头白发的刘先生顿时显得年轻起来。
刘伯松一直渴望上大学，但苦于自身条件不足。1959年，只读过十年书的他在挚友帮助下，被香港新亚书院破格录取。
“那时家里穷，我上有姐姐，下有四个弟弟妹妹，身为长子，我感觉很对不起爸爸，不能再跟家里要钱了，带来的几百块交完学费和房租就两手空空了。”
“路遥遥，无止境”
刘伯松靠朋友接济和助学金在新亚书院上了四年，其间换了三个系。新亚书院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第一年读外文系，要我把一首英文诗分析来分析去的，我很快就没了兴趣。系里选学生会代表，规定新生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我闯到训导处质问：为什么新生不能有被选权，同时刚进校的新生什么都不知道，如何选人……第二年我改读经济学系，可我喜欢经济学，却不喜欢会计，大二考大一的会计学居然不及格，大三还要补课！尽管系主任劝我说学经济学没饭吃，学会计才有饭吃，我还是在第三年毅然转到哲学与社会学系。三年转三系，打破了新亚书院的记录。”
从刘伯松这一路的求学表现，已可看出他率性而为，不肯妥协的品格。
刘伯松的大三上得十分辛苦，“有太多的课需要补”。但是因为感兴趣，尤其是社会学部分符合他的精神口味和深层次需求，所以再苦也不觉得是苦了。
刘伯松在新亚四年十分活跃。大二时，入选四名香港代表之一，参加美国教友派的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学生研讨会和工作营。“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同吃同住，讨论国际上大事，并和农民一起修围栏，认识了新朋友，蛮有意思的，我很喜欢”。大四时，他被选为团长带领毕业生旅行团去了台湾两个礼拜。“那是1962年，时局很紧张，我们被告知不许跟当地学生接触，但我很想带着团员去和东海大学的学生对话。”刘伯松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最后通过一位在日本相识并在东大执教的美国代表的帮助获得成功。他还在校园成立了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组织“世界大学服务会”新亚分会……等等这些活动，开阔了刘伯松的眼界，锻炼了他的领导能力，交了不少新朋友，也奠定了他乐观向上的心智基础。
刘伯松说：“我大学时期思想很复杂，也很混乱，新亚书院有个‘月会’传统，每个月都请一些专家学者来讲中国文化，我因为会普通话，还当过两年司仪呢。但是我对儒家理论不怎么喜欢，甚至有些抵触，结果没有学到牟宗三、唐君毅等大师们的学问，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惜。那时我只对胡适之、李敖感兴趣，爱看台湾方面的杂志，喜欢基督教‘青年团契’的氛围，有段日子每周日清早还去天主教堂做弥撒。但后来我对宗教信仰产生了动摇，因为有很多东西你根本做不到，还信来干什么？同时，受存在主义影响，我认同‘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的哲学态度，最终没有受洗。”
在学习方面，“我是C级学生，系主任唐君毅说我活动太多，整天看我在球场上打篮球。我确实很喜欢体育，小学和中学的短跑和跳远都很棒，中学时还被推荐参加美国新闻处主办的‘杰斯·欧文斯（Jesse Owens，1913-1980，1936年在柏林奥运会获得四项冠军而激怒希特勒）三日训练营’，甚至曾经想去美国念体育系……”
1963年刘伯松从新亚书院获得毕业文凭。新亚书院是1964年才正式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一部分的，很多人选择再读一年好拿学位证书，可刘伯松淡泊功名，他的心已飞越大洋，迫不及待地要去更大的天地翱翔了。
“艰险我奋进”
刘伯松向往美国，申请了两所学校。1963年9月，刘伯松靠着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提供的助学金和朋友资助的飞机票，来到俄亥俄州，攻读社会学硕士。“我到美国的第一个感觉是：这里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在香港四年学的都多。这个学校的社会学很出名，当年研究种族关系最流行的两本教科书是由这里两位教授合著的。我整天在图书馆里阅读报纸和杂志，全心投入了解美国社会；我申请别人不喜欢的离电话最近的宿舍住，好跟他们偷学地道的口语表达。”
刘伯松习惯性地参加社会组织，关注人权运动，读研期间，常在周末与教友派信徒去黑人区和贫困区访问，做房屋维修等公益活动……
开学不到三个月，一个有苏联背景的“国际学生联合会”在蒙特利尔召开年会，刘伯松即刻报名。“大会的主题是‘国际援助’，我和学生会会长都很关心非洲援助计划，四个人便开车来了，住在YMCA的青年宿舍。”这是他第一次来加拿大，第一次来蒙特利尔。
“1964年，学校有人组织去美国南方帮助黑人注册投票，我准备报名。但我拿的是学生签证，人家不让我去，因为已有两名外国学生被当地白人杀害，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他们不希望再出事。”
可以看出，刘伯松在奥伯林学院也十分活跃。
刘伯松在学校图书馆“勤工俭学”，意外发现在图书馆地下储藏室有许多关于中国的实物资料，如上海出版的《字西林报》（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同时了解到奥伯林学院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还曾在中国山西省办过学校。通过大量阅读，刘伯松对中国发生了浓厚兴趣，把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如何适应”。
为完成这篇论文，他搬到克利夫兰中国留学生集中的地方“和他们同吃同住，近身观察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问题，有的人不愿意回答，我就想办法启发……很不容易。”
历时半年，刘伯松收集了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两所大学（后合并为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30名中国学生的情况，出色完成了毕业论文。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的关注更为深入，比如开始研究中国的人才外流。“我发现中国留学生都来自台湾，男生为多，没一个念文科的，全都读理工科，全都打算留在美国……”
“困乏我多情”
也是因为这篇毕业论文，他被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一名教授看中，留他做社会学博士研究生，这是在1966年。
“那时越战开始了，意识形态斗争很激烈，我的导师是反战的，我也是反战的，我们一起组织反战活动。有一次韩素音被请来演讲，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她，她谈到中国的变化，我对她的印象很好。”
也是在一次反战大会上，刘伯松认识了他的前妻，一位攻读人类学的白人大学生。共同的追求和理想让两个族裔身份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的年轻男女坠入爱河。
“我们经常开会，我也经常发言，还曾被当地电台邀请讲话呢。在一次反战集会中，我发现有可疑人在拍照。我担心学生签证会出问题，虽然博士已经读了一年半，还是决定赶快离开美国。”
1967年刘伯松带着女友来到多伦多，在多大她继续攻读人类学，而他则攻读政治学。“那时多伦多也有学生运动，我们参加了哈尔迪尔·贝恩斯（Hardial Bains）领导的毛派学生组织的活动，比如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老三篇’，在校园里贴反战标语什么的，也曾来过蒙特利尔搞联合运动……学运高潮时他们打出了‘把阶级斗争带进课堂（Bring Class Struggle into Classroom）’的口号，我认为这太过分了，这样做非但不能团结学生，反而会把学生们吓跑，故极力反对。不久我便和他们分道扬镳了，按他们的说法，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太深，无可救药。”
有一件事让笔者非常感动。当初反对越战之人成千上万，甚至百万千万，但有多少人会拿出切实行动直接承担战争后果呢？没有多少。而刘伯松，就在这不多的异数之中。
1974年，从电视上看到生灵涂炭、一片狼藉的越南，当时已经移民加拿大，且有了混血可爱宝贝儿子的刘伯松和妻子商量：咱们收养一个战争孤儿吧！
他们提出的要求很特别：混血的、女的、病的、没人要的……
“1975年4月30日，越军进城，美军撤退，混乱、恐慌、沮丧……在最后一班离开越南的飞机中，一些人怀抱婴儿，其中一个婴儿就是我的老二，我给他取名为‘明’（Minh），以纪念胡志明。越战，给了我一个儿子。这就是我对越南的情结。
“老二刚来时很弱，只能在暖箱里存活，一喝奶就吐……小时候很叛逆，还有多动症……”寥寥数语，不难想象刘伯松和妻子当年的辛苦。刘伯松爱这个孩子如同己出，后来与前妻离婚，也是选择“老大寄宿滑铁卢大学读数学系，老二由我自己抚养……”说起那段“既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刘伯松没有诉苦，只是笑谈“来不及做饭，只好带儿子下饭馆”等一些趣事……
刘伯松坚守信念、爱憎分明、敢于担当、至性至情，从收养战争遗孤这件事上可见一斑。
“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话说回头。1968年，在多大念了一年书后，刘伯松在安省高等教育研究所找了份工作，研究加拿大医疗资源，后来跟另外一位老师研究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的不同。“他为了证明黑人与白人之间确实有差别，使用了多种的排列分组方法，我和他争来争去觉得很没意思，对研究也失去了兴趣。我本打算留在研究所念完博士学位，可一位新亚学院的老朋友来信让我去南洋大学教书，聘用期三年。这时我也想家了，于是在1969年5月13日离开了加拿大。我妻子毕业后来新加坡和我团聚，那时我们以为永远不会再回加拿大了。”
刘伯松在南洋大学教三门课：《新马政府与政治》、《社会学概论》和荣誉班的《种族关系》。《社会学概论》很简单，可另两门课却需要刘老师自己编教材。“虽然比较吃力，但是我很喜欢，至今我还记得，学校里有一个云南园，园子里有个小亭子，早上七点，我的20人一组的分组讨论就在那里‘上课’。凉爽的风，清新的空气，学生们神采飞扬、畅所欲言……”
刘老师的课很受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欢迎，第一年，100多人的大教室堂堂爆满。第二年，刘伯松开始给《星洲日报》（后政府下令与《南洋商报》联合组成《联合早报》）投稿，很快在政界和教育界有了名气，曾被电视台邀请去做评论。可70年代初，新加坡的政治气氛并不宽松，刘伯松的发言常被当地媒体断章取义，比如1970年底，新加坡电视台有个《七十年代东南亚》座谈会，他被指定负责中国部分，哪知第二天被编辑加上了一堆删节号在报纸上发表。
“气死我了！”刘伯松说：“把我的讲话弄得莫名其妙！媒体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情？！而且只对我一个人的讲话这样做！”
隔年，英联邦在新加坡开会，电视台再度请他参加，被他断然拒绝。
“那时政府想拉拢我，可是我不大同意李光耀的做法。一次李光耀在讲话中说：你们这些拿护照的外国人在课堂上乱讲，学生照你们说的去做，结果被抓了，你们却一走了之……当时，新加坡还在实行紧急法令，说抓人就抓人，说坐牢就坐牢。他的话让我觉得责任很大，因为自己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也确实在课堂上讲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我不想给学生带来麻烦，那我的课还要不要继续讲下去？
“这时我考虑移民了，好像当时全亚洲只有香港才能申请。1970年春，南大放长假，我在母校新亚学院做了一个学期的客教，趁机申请移民加拿大。”
1971年9月，拿着马来亚国护照的刘伯松，带着拿美国护照的妻子和儿子离开新加坡移民加拿大，在Carleton 大学当助教。
“我的离开决定是对的。我9月份走，他们正月便开始了大逮捕，我的多名学生被抓，有的学生逃去英国，介绍我去教书的那位朋友被驱逐出境，报社也关门了。”
1972年，刘伯松在魁北克John Abbott College谋到了教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教职，直至2005年退休。
刘伯松喜欢教书，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在南洋大学的那两年尤其值得回味，胜过后来的30多年……”因为不寻常的年代造就不寻常的师生关系，那两年，给了他一个老师可以期待的最大享受：被自己的学生崇拜和喜爱。“直到现在，我每次回东南亚都有当年的学生请吃饭，呵呵……”刘伯松得意地笑着说。
“珍重、珍重……”
自1990年开始，刘伯松以雷门（其英文名Raymond的谐音）为笔名先后在不同的报纸上开设专栏，栏目名计有《心灵深处》、《思路》、《随想录》、《感言》、《心声》、《雷鸣堂》等，自2006年起在七天报以笔名雷蒙发表文章，后用实名开辟《老刘看世界》，并主编《七天言论》版至今。相信关心他的读者已从他这26年的文章中了解了刘老师后面的故事，笔者不再多言。
刘老师很欣赏日本人和韩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字的尊重，他一直为自己的“中文不够好”而沮丧。他说：“我认为中文非常优美，我希望自己凡是能念出来的东西就能写出来”。
他还说：“有些人问我为什么老批评美国，不批评中国。因为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我不了解中国。加上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我研究不够，不能瞎说。但我在美国学习过、生活过、爱过、恨过，一辈子都在研究它，加拿大也一样，我谈这两个国家的事情有把握。比如，我以前很欣赏美国，但民权运动之后我有了不同看法，批判性的文章也自然多了。”
《老刘看世界》是刘老师自己想出来的栏目。“几十年了，我已经养成习惯，每天早上从电脑里看各种报刊新闻，做成资料，比如有《Anti-war》、《Counterpunch》、《纽约时报》、《环球邮报》、《外交政策》，还有《观察者网》等网站。至于有人说我是‘反美斗士’，我不能控制别人的想法，我的回答是，假如美国做一次好事，我不会不写的，但每次都有不大好的事情发生。我从没有故意讲美国的坏话，我认为做评论员就要讲不同的观点，但一定要有道理、有事实，帮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我就喜欢追究事件的来龙去脉。”
刘老师说：“我是个平凡的人，做平凡的工作，过平凡的日子，度平凡的一生。一辈子随心所欲，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去做，年轻时还会去争，现在年纪大了，什么事都看得越来越淡，对于反对意见我欣然接受。由于篇幅问题，有时不能把所有的论点都说明白，也不能把所有的引用都列出来，还有些议题本来就存在争议。我相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争议性问题，我左右派的东西都看，还要知道作者的背景。有人反对我，说明我的文章有反应，人家看了。我就怕没人说三道四的，那说明你写的东西没人看。我的文章都留有资料，就是为等人来理论的。”
刘老师今年八十岁了，说不上鹤发童颜，但笑声依旧，不输当年。
人们习惯性地在周末打开七天报言论版读《老刘看世界》，但有几个人知道，哪一篇文章是老刘在病床上完成的呢？
去年，刘老师罹患大病，仍在病房里为言论版策划应急方案；今年年初，旧病复发，来势汹汹……编辑部同仁再次心疼难过，其他评论员再次忍痛请缨……可是，我们的刘老师却总能奇迹般地发来一篇篇稿件，安慰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去医院探望，他还是那样目光炯炯，谈笑风生……有好几次，看着刘老师苍白的面庞，日渐消瘦的身躯，我都忍不住热泪上涌，但瞬间便被他的坚强和开朗震慑住。
亲爱的读者，您相信吗？就在此篇采访完稿时，刘老师还在化疗阶段，可从他的文章中，你可看出了一丝的病痛？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摘自香港新亚学院校歌。（全文完）
现附上刘老师当年文章，感念老师一路提携！
听《胡宪眼中的阿富汗报告会》回来——我的印象和感想
战争是无情的、残酷的、邪恶的。我坚决反对侵略战争。我坚决反对利用武力去解决国际政治纠纷和矛盾。很不幸的是，人类历史是一部没完没了的战争史。听《胡宪眼中阿富汗报告会》（请按：胡宪阿富汗战地纪实报道）回来，再一次验证我的看法，加强我的反战立场，加深我对国际强权霸道的憎恨，但我真不知是该谢她还是骂她呢。
不知是谁说过，战争第一个损失的是真相。其实，当主流媒体在"爱国主义"大前提下，自愿放弃监督政府角色，并自愿与政府同边站，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时，作为一个尽职的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揭发真相正是最需要的。它比媒体信条的所谓中立或客观更为重要。听《胡宪眼中阿富汗主题报告会》回来，我深感，她并没有令我失望，恢复了我对新闻事业的信心。这一点我倒真要感激她的。
她以加拿大人的立场，一个纳税人的观点，一个非男非白的华人妇女身份，凭着新闻记者的洞察力和新闻眼，深入民间，身历其境，成为海外华人媒体第一位战地记者，而前往的战地阿富汗并不是一般的战地。胡宪的敢为，《七天》的远见，让我向他们致敬，说声"好耶"、"Bravo"、"Well Done"，同时我也为胡宪、《七天》、所有华人而骄傲。
我相信，出席报告会的超过200多名听众对她的一言一语都是洗耳恭听的。其实，在报告以前，我们已经从将近20分钟的录像，亲眼看到阿富汗的真景、真人、真声，在视觉上感到阿富汗的存在；胡宪的详细华语报告，娓娓动听，加以简单的英文图片解说，更进一步在听觉上感到阿富汗的困境。
我相信，听《胡宪眼中的阿富汗报告会》回来，大家对战争、阿富汗、加拿大使命等问题，肯定有个深一层的认识，同时如果下一届大选阿富汗使命成为主题，大家投票时，也可以作个明智的选择。
胡宪说，她带着很多问题去阿富汗，但也带着更多问题回来。这是认识真相的进程，永在疑问、永在探索、永在寻求答案。原来的真相结果是假象，一种受骗的感觉不禁涌上心头，但又能怪谁呢，一时又无法说出来。同时，假象背后又是一层一层的云雾，看不见，摸不清。哪是真？哪是假？
但听《胡宪眼中阿富汗报告会》回来，我感到她似乎冲破云雾，看到一些真相，可能不是一些人所愿意听到的真相。
上世纪60年代越战的著名战地记者如Walter Cronkite、David Halberstam、Neil Sheehan等冒着生命危险，把战地实况，图文并茂，详细地告诉读者，给予反越战运动强大助力，结果美国政府不得不与越共和谈，最后又不得不"光荣撤退"。经过越战洗礼，美国政府了解到媒体对战争的作用，阿富汗战争也好，伊拉克战争也罢，全面封锁新闻，并以安全借口，只准"随同部队"（embedded）记者。结果，人们见不到、听不到、感不到有枪声、有伤亡、有毁灭的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反战运动与声音于是边缘化了，消失了。
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胡宪的声调有些激动，情绪似乎还没稳定下来。我记得，在她走向战地前夕，我曾对她说，战地安全固然重要，但回来的心理调整绝不可轻视的。于是，我在会上问她，阿富汗回来后，对生活、战争与和平、人生观等有何变化，她先说，回来后小病一阵，非常沮丧。不过，她最后一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久久难忘。远看她先稍停一阵，似乎不愿说但又想说，最后终于勇敢地、轻声地、慢慢地说出心声：我 憎 恨 战 争。
憎恨战争。战争意味着牺牲、意味着毁灭、意味着绝望。我想起了美国二战著名战地记者Ernie Pyle（1990－1945，死于冲绳岛附近伊江岛日军机关枪下）在他的普立兹得奖名著《Here is Your War》（1943，2004）结束时的一段话。他说："也许战争和其他因素改变了我。自我分析是极其困难的。我发觉我越来越想孤独，但矛盾的是，我相信我现在对人有一个新的容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当你体验到人类竟然能够这样对自己发动那么无人性的大规模残忍时，你很难再能埋怨一个可怜人的短处了。我不能相信一个战争幸存者会再对任何东西残暴，这是再不可能的。"（第324页）
胡宪回来憎恨战争，我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谢谢胡宪、《七天》和《七天俱乐部》给我们春节一个难得的大礼！
（200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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