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胡宪
2012年11月12日陈克铨教授在北京接受采访 摄影：胡宪
1976年9月9日晨，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专家陈克铨被急促的敲窗声惊醒。来人要他立即去院长办公室，办公室负责人只说有任务，要他做好解剖学的防腐保存准备……直等到坐进一辆军车，陈克铨才隐约猜到任务的特殊性。因为这车是属于当时人人皆知的8341部队（中央警卫局）的。
军车在熟悉的首都街道上奔驰，越靠近中南海，陈克铨的心情越发沉重。车驶进红漆大门，最后停在游泳池畔，陈克铨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
“虽然意识到会是哪位中央首长，但还是没有想到会是主席……”30多年过去了，陈克铨教授回忆起当年情景，依然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从这天起，他参与承担了保护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机密而又艰巨的任务。那年，他38岁，是专家组最年轻的成员。
2012年11月和2013年8月，笔者先后两次采访陈教授，尽管两次的初衷都不是探奇揭秘，但面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谁又肯错过亲聆机会？笔者以此开篇，只是想说：陈克铨教授是共和国信赖的人。希望读者看完本文后能说：陈克铨教授确实值得这份信赖。
55平米的方圆
当年被叩响的是陈克铨家的后窗，窗内是一间10来平米的小屋，位于北京东单。这是1973年末他妻子即将分娩，北京协和医院特别照顾分配给他的宿舍。日后，条件逐步改善，一套55平米的两居室就成了他和妻子、女儿几十年的温馨住家，直到今天。
房间虽小，局限不了陈教授对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奉献和责任；家具虽陋，难以磨灭陈教授对亿万同胞那份“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的关心与担忧。
陈克铨1938年12月出生在江苏南通，1961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随即服从分配考取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在恢复到初建时的校名：北京协和医学院），师从著名解剖学家张鋆教授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1976年至1982年承担毛泽东主席遗体保护工作，1982年至1984年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解剖学系进修，学成后回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工作，1985年至1995年任工会主席，1995年至2005年任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
在这55平米的方圆，陈克铨教授不知撰写了多少讲义和文献，不知批改过多少作业和论文；在这只有55平方米的房间，陈克铨教授曾冬天披袄，夏天摇扇，为教学、为科研、为祖国、为人民，在台灯下度过数不清的夜晚……他致力于男性生殖生物学和肿瘤细胞生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建立了系列的生殖激素单克隆抗体细胞株，运用免疫细胞化学和原位杂交等技术手段进行实验，并将这些单克隆抗体开发成临床检验盒，其中“人体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酶标单克隆抗体体外检验盒用于诊断早早孕”项目被列入中国卫生部“十年百项成果”，1991年首批向全国推广应用，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于1993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从1992年起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待遇。
图说：陈克铨教授在实验教学课上
如今，陈克铨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退休教授、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十年前，他还担任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北京校友会会长。一般人都以为“校友会会长”是个虚衔，是种荣誉，一年搞一、两次活动便可皆大欢喜。笔者也没见过有哪位“校友会会长”比陈克铨教授更忙。自从担任了这个职务，他每天不是伏案读写，就是到处奔波。可也正因为这个“会长”的工作与我们眼下推动的“当代白求恩”行动有紧密结合点，笔者才有机会认识了这位可亲可敬的前辈。
2012年3月，蒙特利尔大学退休脑神经专家孙公铎教授（上海医学院毕业）来电推荐我采访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教授、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心胸外科医生岑颖干（Dominique Shum-Tim），他带着助手志愿去中国落后地区义诊，被当地患者誉为“当代白求恩”。孙教授同时提到不久前回国参加上医61届同学毕业50周年的盛大活动，他在会上宣传了岑颖干医生的先进事迹，呼吁同学们发挥余热，与外国同行携手，重振白求恩精神，许多校友积极响应，其中不乏国家顶级科学家，也包括他的老同学陈克铨。他们矢志发扬上医文化和上医传统，组织医疗小分队，重返“老少边穷”地区（建国初期提出的服务方向，指老革命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穷困地区），首站直指国家大西南战略发展中心——贵州，并制定了代号为“光彩贵州”的行动计划。2012年11月，笔者随岑颖干医生再赴贵州义诊，路过北京，就“光彩贵州”计划采访了主要组织者陈克铨。从此走进这批新中国老一代医务工作者的精神世界，无时无刻不被他们老骥伏枥的动人风采所感染。
为写这篇报道，笔者重新翻开陈教授的单发或群发来信，霍然发现，不到一年时间竟已不下百封。从宣传上医文化，到介绍卓越专家；从落实“光彩贵州”，到商讨医改计划，光为起草一份尽可能简洁明了，操作性又强的国家医改方案给中央政府，他就反复征求专家们意见，再三修改了十余遍。读那字里行间，渗透的尽是白衣天使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锥心之痛；看那信内信外，抖落的都是对祖国医疗事业谏言献策的忠肝义胆！
记得上个月（2013年8月）笔者第二次见到陈教授，明确提出专访要求。他送我两本书说：“不要写我，我一生平平淡淡，没啥可写。要写就写我们的上医文化，要宣传就宣传那些恪守校训至死不渝的上医人，比如我的校友王万青……”因此，这篇文章其实称不上是人物专访，尽管我们两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但不管笔者如何启发，陈教授总是三言两语又迂回到上医文化和医改方案上。他的个人经历我只能从互联网搜索，而对他一些学长学弟的故事却已耳熟能详。几个回合下来，笔者明白了，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装着自己。
上医文化和上医人
陈教授是这样大而化之地评价自己的：“我过去的三十年就干了三件事（都是兼职的），一是84年从美国回来后，经民主选举，当了十年的工会主席，倒也给大家干了几件好事；二是在中国解剖学会干了十年，主管国际交流，组织了三次重要的学界国际会议；三是十年前当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北京校友会）这个会长。”说到这第三，陈教授来了精神：“本来我是想推托的，但大伙儿说会长是个服务角色，要服务校友、服务母校、服务社会，我一听这‘三服务’，都是自己乐意干的事，就应承了下来。我从来的态度都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就干好什么。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当初让我一个跟书本、尸体打交道的人当工会主席，我哪儿会呢？但既然群众和组织都信任我，我就要好好干。我把《工会法》拿来通读研究，跟老会长取经，找大伙儿商量。刚干上校友会，首先就面临了两个学校合并的问题……”话锋一转，陈教授抛开自己，又滔滔不绝讲起了上医。
上海医学院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927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1959年成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共16所）；2000年上海医科大学和原复旦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上医北京校友会是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一部分，由复旦大学医口在北京的校友组成，有会员近1200人，包括10位院士（盛志勇、张金哲、黄量、曾毅、韩济生、吴新智、秦伯益、桑国卫、韩启德、汪忠镐）和一批学术领军人物。
陈教授对这个光操心，不拿饷的会长职务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甫一上任，他就根据校友们最为关心的合并后出现了教学滑坡的现象展开意见搜集和分析整理，2010年在复旦大学支持下，由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主办，上医北京校友会承办了《上医文化研讨会》，海内外校友250人相聚一堂，北京校友中的十名院士到场九名，除一位90岁高龄者在美国休假外，包括韩启德、桑国卫两位副委员长的校友，全部出席。大家热情非常高，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全程参加，并作了长篇主旨演讲，赞誉这是一次对医学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随后，陈克铨教授亲自主编出版了《上医文化研讨会文集》。
说起母校，陈教授充满感情，虽然只在上医学习了五年，但当年的校训却让他刻骨铭心，那就是“正谊明道”。（源自汉董仲舒语：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陈教授说：“这四个字是上医的办学理念，也一直是我们医学生追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医还有一个口号：‘为人群服务’，源自上医的校歌，表达了上医的办学宗旨。创建86年来，上医始终坚持‘正谊明道’、‘为人群服务’、‘严谨厚实’和‘爱国敬业’的优良传统和文化，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药卫生人才，其中一级教授16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48名。上医的莘莘学子，无论扎根在中国哪里，无论走到世界哪一个地方，都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在为病人服务中，取得了成就，做出了奉献，也为母校增添了光辉！”陈教授为母校、为校友感到无比的自豪。继《上医文化研讨会文集》之后，他又发起并任副主编出版了第二部书，书名就是《正谊明道——上医院士如是说》，其中包括他负责采访的上医在京的9名院士。
图说：陈克铨教授在上医文化研讨会上
王万青这个名字，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但从陈克铨教授的嘴里，却已成为一部百看不厌的电影。“王万青是上海人，68年毕业分配时，主动要求到最艰苦落后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的阿万仓乡草原去工作，从24岁到69岁，45年如一日，在高寒的西北草原，在极端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全心全意为藏牧民服务……从给产妇接生，到做外科手术，没有耽误过一次出诊，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其实他也有过多次回上海的机会，但是都放弃了，因为他认为，上海不缺医生，缺医生的是草原。他信守了自己当初的诺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2010年，他被评选为‘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
“光彩贵州”
陈教授在去年12月15日群发的校友信中说：“‘光彩贵州’是一项支持贵州发展的行动计划。其中医疗卫生部分由上医校友孙公铎教授动议，上海医科大学医61届毕业生于2011年集体发起。这群上医人，毕业50周年后重回母校，均已‘古稀’，但血管里始终流淌着‘正谊明道’、‘为人群服务’的上医精神，生命不息，奉献不止……著名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维多利亚医学院，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经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如今又涌现了‘当代白求恩’。2012年11月1日到11月7日，Shum-Tim（岑颖干）和Eric（其助手）利用休假，不远万里，自费来到中国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义诊，与1990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的胡选义副主任带领的团队，在兴义市人民医院和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周内进行12台大手术，开展了3次学术活动！
白求恩精神在延续，白求恩战士在呼唤！我们应该行动。我们的目的是：支援贵州，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同时推动医改，推动医学教育。在业务上按需支持，分段发展，在属性上，是义诊奉献。加拿大医生Shum-Tim和Eric能够做的，我们也能够做；地方医院希望我们扶持的，我们力求雪中送炭。上医人有着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献出青春的过去，这一崇高的事业必定后继有人！”
这豪情万丈，这誓言铿锵，若不是知道内情，谁相信写这些信和读这些信的都是些被俗语称为“七老八十”的白发人呢？
陈克铨教授告诉记者，自从去年和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兴义市人民医院杨玉林院长接上头，了解了山区基层医院急需援助的课题后，他们的项目就进入了实施阶段，经过几个月来紧锣密鼓的筹划，将于今年11月份与再次赴黔义诊的岑颖干教授和其同伴在兴义“会师”的“光彩贵州”第一期“白求恩小分队”成员名单和日程安排已基本落实。9名队员有：王万青，“感动中国”人物、白求恩奖章获得者；汪忠镐，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文，心外科专家；王家璧，皮肤科专家；何祖根，病理学专家；朱立平，免疫学专家；管林初，心理学家；孙公铎，神经生物学家和他自己（细胞生物学家）。
中国医改迫在眉睫
现在最让陈教授忧心的是中国的医疗现状：“协和医院越建越大，几乎占了整个东单，可医院里还是人满为患。看一看每所三级甲等医院，病人抱怨从‘号贩子’手里花了上千元看病，没几分钟就被大夫‘打发’出来；医生抱怨每天要看几十、上百个病人，忙得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国家投入越来越多，百姓却感觉医生越来越少。去年医学院毕业生有60万，却有50万进不了医院……中国的医疗体制和医学教育方向必须改革，这关系到民生，关系到政治，关系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
为此，陈克铨教授联合了一批老专家夜以继日地为医改操心，出谋划策。有时，他们也会感到自己是不是“螳螂挡车”，不自量力？有时，也会因想到“写了也没用”而灰心丧气。但到最后，他们还是不计荣辱、奋不顾身地往前走，只“为了医务工作者的良心”。
陈教授说：“我们的医改建议有五个要点：第一点，公立医院逐步去市场化。现在公立医院的经费来源中，国家只给5%的财政拨款，其余部分要医院引入市场机制去创收，医院只好要求科室创收，科室只好要求医生创收，医生要创收就要多开化验单、多用贵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这样，医院创收了，老百姓负担重了，何况还有腐败的药企……公立医院创收，必然引发当今医疗卫生事业上的种种乱象；第二点，提高医生薪酬待遇，借鉴国外经验；第三点，建立我国特色的医疗保险体系：不让病人和医生之间有金钱交易，根据我国国情，将它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缓和医患纠纷，既保障人人平等地享有医疗卫生权利，又合理制约医疗成本；第四点，加强基层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基层医生水平，把乡卫生院办好，过去一些常见病在单位医务室就可以解决，赤脚医生也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这块搞好了，可以比西方国家做的更好；第五点，拓宽社会办医渠道，引进外资医院、民营医院，按市场经济规律办医院，就诊者拿钱买服务。这些问题解决了，老百姓看病就不难了，‘办好人民满意的医疗卫生事业’就不难了。”
不止一次听陈教授谈医改，每一次都被他的激情将热血点燃。那天，一位碰巧旁听了陈教授讲话的朋友事后问我：这位只住50多个平米，却奉献了50多个春秋的先生，是什么让他如此才华横溢，精力充沛？是什么让他鞠躬尽瘁，无怨无悔？顿时，我想起陈克铨教授视为座右铭的那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就是老一代医者毕生的努力和情怀。
图说：2013年10月，“光彩贵州”第一期白求恩小分队部分成员在北京开预备会。左起：朱立平、孙公铎、管林初、陈克铨、周其文、何祖根、王家壁。摄影：蔡嫣
（本文于2013年在《七天》首发，2017年在《共生传媒》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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