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记者胡宪
图说：王学信先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红河谷镇
王学信先生是中国大陆知名文化学者，曾先后师从国学大家启功、陆宗达、许嘉璐、南怀瑾诸先生，所学涉及儒学、佛学、道学、先秦诸子、诗词歌赋、中华文史暨世界史诸多领域，在新中国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数十载，思想开放，结交广泛，兼有过目不忘之天分，口若悬河之奇能。
当蒙特利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群听说他来本市做短暂访问时，无不希望与之相会；而王学信先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但凡有空，定不令众人失望。笔者在蒙特利尔的中文学校听了一堂王老师的国学课，2014年圣诞节笔者有幸和一群国学“发烧友”在魁北克北部红河镇山间村舍，邀请王老师一起度过。从12月24日至27日，我们没日没夜地缠着王老师讲学论道，王老师不知疲倦地给我们释疑解惑。王老师渊博深厚的知识体系，平易近人的大家风范，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最后那天，王老师还忙里抽闲接受了笔者独家专访。
撰写王学信老师的专访稿无需构思布局，推敲词句，谈话记录本身便可顺理成章；王老师的叙事风格平和中激情荡漾，简洁中逻辑性超强。这篇采访稿基本上是引用王学信先生的原话，我们希望能帮助读者了解国学的一些基本理念，更希望王先生几十年来“正本清源”的努力，有更多的受众及支持，还中华传统文化以朗朗乾坤，让世界文明之乐琴瑟永和。
国学情结
王学信生长在北京，从小喜欢国学，对古典诗词更是情有独钟。或许因爱得太深，或许是天赋过人，他至今能背诵数百首中国古诗名篇，并可逐字逐句讲解，令人叹为观止。1969年，王学信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第三水利工程团工作，“团里大都是从北京、上海来的知青，最小的才14、5岁。他们想读书、想学习，可没有资料，我就让他们找个练习本，从诗经开始根据记忆一天默写一首，传授给他们。我在那干了八年，白天在工地劳动，晚上讲中国文学和世界名著受到知青们的欢迎。当地流传着一句话：要学中国文史，就去第三工程团找北京来的王学信。”
1974年，王学信从修建水库工地调到基诺族山寨的学校教书，同时搞文学创作，1977年底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即刻下山报名，如愿以偿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从州教委主任叶振欧那里得知，他当时是云南省文科第一名。
既然是第一名，为何不报名气更大的北京大学？原来，王学信和北师大有很深的渊源。他初中读的是北师大附中，高中转入北师大二附中。“那时中宣部和教育部在二附中办了个文科实验班，生源来自当时最好的四所学校，我也在其中。我们使用特殊教材，有马列经典著作选读、中外古典文学、《古文观止》等等，侧重文史和社科。1965年我上高二就参加了高考，三个志愿都报了北大中文系。可结果我虽然考了全市文科第一，但仍未被北大录取。后来知道是二附中政审搞错了，称该生对家庭出身沒有认识，建议不予录取！所以，这次我三个志愿索性都没报北大，全填的是北师大中文系。”
当他带着一堆土特产从云南深山老林赴京报到时，北师大已开课三个多星期了。“同学们以为我一定是在半路出事了，呵呵……”回忆大学生活，王学信非常愉快：“北师大有许多著名教授，如启功、黄药眠、陆宗达、许嘉璐……我在此期间深受教益，读了许多书，学习兴趣得以延伸，深入研究了古汉语和古典文学，文史理论也更加扎实。”北师大中文系萧璋主任曾公开对78级、79级同学讲：你们即便是研究生毕业，也不及77级王学信入学时的水平。
投身媒体行业
1982年底，在北京十五中学当老师的王学信被抽调到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参与创办《华声报》，负责文艺副刊，1983年1月2日正式出刊，几个月后报社组建领导班子，王学信担任报社编委兼副刊部主任；之后《华声报》与中新社合并，改为《华声月报》，王学信继续承担重任。“在媒体界开拓了视野，了解了全球华人情况，培养了多名青年编辑，这让我倍感欣慰”。而在此期间，对他后来事业走向影响最大的则属他认识了南怀瑾先生。
1999年，王学信赴香港修改《南怀瑾诗话》书稿，他回忆说：“南老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导师，他学识渊博，自成体系，我如听道一般在他身边呆了三个月，受到深深影响。南老对众生的关爱，对国家、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以及迫切想让所有人得到文化滋养的心情，都与我的内心契合，加强了我自身的使命感。”从此，王学信自觉承担起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
他并没有宣扬声张，而是加大了国学方面的工作量，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包括：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中华文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中外文化比较、儒释道研究等多方面内容。在撰写人物时，比如季羡林、陈香梅、赵小兰、杨振宁、骆家辉这类名人，和著名侨领马万祺、陈有庆、邱维廉、邓龙先生等，也特别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对这些杰出人士的重大影响，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
王学信退休后被中国侨联邀请加盟《海内与海外》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他通过这个舆论平台，系统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每期都亲自撰写文章。当了解到海外华侨对佛学感兴趣，他还专门撰稿介绍佛学知识，被读者和业界誉为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他说：“佛学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丰富的文学宝库，读者的需求就是我的动力。”（王学信先生系列文章可见共生传媒《中华国粹》栏目）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
到底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什么是国学，它们的内涵与外延若何？笔者就此求教于先生。
王学信先生娓娓道来：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梁启超先生定义说，国学，一国固有之学术也。它有三大支柱：儒学、佛学、道学，并由此衍生出诸多领域，比如中国文史、艺术以及服饰文化、园林文化、民俗文化等等，涉及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犹如一个百花园，处处闪耀着中华先民的智慧文明之光，伴随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并深刻影响着世界，与世界其他种族、民族的文化共同构建了人类文明。
在当今世界，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从地球村角度讲，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对世界和全人类发展进程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最大贡献。
从卡尔•马克思倡导的“两极相逢论”的角度来看，中、西方文明的相互融合和借鉴本质上没有冲突，只有相互借鉴、整合和相互促进，共同构建21世纪人类文明的宏伟架构。
中华传统文化与汉文化
王学信先生从多个角度对记者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了回答。
中华民族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组成的集合体，由于汉民族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这是自然形成的，与之相适应，汉文化也就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同时，其他少数民族也都做出了相应贡献，所以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不能局限在汉文化本身。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汉民族和汉文化本身也有一个融合的过程，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元素了。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纯而又纯的汉民族是不存在的。现在的汉民族历史上先后融合了很多其他民族的血统，而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迁徙和融合过程。事实上，不管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和相互影响中形成的。而这种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从佛学角度讲，“无始以来一切众生互为眷属”，儒学提出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出了这个意义的真谛。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不赞成走入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因为它和人类的全面健康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作为炎黄子孙，传承中华五千年以来积淀的丰富、深刻、广博的文化，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瑰宝，责无旁贷。如果不深刻感知这一点，对每一个个体都是极大的损失，就如同身在宝山而不识宝。
国学整体不存在糟粕
记者提问，在弘扬国学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王学信先生坚定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国学中还没找出可以视为糟粕的东西。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圣人的某些言论，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阐述，在那时他是合适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自然不能生搬硬套，但因此将其斥之为糟粕是不公正的，而绝大多数的理念对于当今人类依然适用。
举例来说：有人把中国曾出现的所有问题，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都归结为是中华文化不好，要彻底铲除。他们把秦始皇以来建立的皇权专制的历史影响扣在了孔孟的头上。事实上与孔孟文化不仅无关，恰恰是反孔孟的。孔孟儒学认为，天最大，人不能违背天意。这天意是什么呢？民意即天意也！“民视犹天视，民听犹天听”，所谓不能逆天而行，一是说自然规律不能逆，一是说民意不能违背。《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说民是国家的主体，民的位置高于国家位置，更高于君主的位置。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种情况下谁做君主最终是由民意决定的。
这也说明中国古代先王创立的制度是极具民主色彩的。周厉王专制腐败，被国人驱逐，大臣们组成“周召共和”（公元前842年），厉王的儿子十年后被认为适合当天子，才继承了天子之位，这里透出了中国古人的政治理念。
接着，王学信针对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发表了阐释和评论。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里传达了丰富的信息，但可惜被后人曲解了。我们看，第一个“君”是主语，第二个“君”是名词动用，意思是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做臣应做的事。具体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有“礼法”的涵义。礼者，敬也，核心是尊重对方，君臣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君是主事之人，臣是具体实施之人，说的是君使臣的时候要尊重臣，不要离开礼法的规范。“父父子子”也是这个意思，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做儿子的样子。
《论语》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也是被人曲解了。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时，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本人人品不端，他身边的宦官是势利小人，卫灵公乘车出行，左边是南子，右边是小人。孔子看到这两个人跟着卫灵公招摇过市，发出感慨，被弟子记录下来。其实后面还有半句话：“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孔子就是针对南子和这个宦官此类人而言的，说这类人你如果太亲近了就会不逊，不逊者，任意而为；远离了还会怨恨。这是孔子对卫灵公的处事方法和南子、宦官的人格缺陷所做的批评，同时教诲自己的学生。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于孟子。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根基，基于血缘而形成。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来说，不孝的确是不对的。如果儿子没有儿子，对父母来讲，没有后代就没了劳动力，是一件很大的事。这反映了农耕文明的特点，一家如果没有劳动力是不行的。我还想重申一点，儒家的孝道有三个层次：大孝、中孝、小孝。对父母的供养只是小孝，中孝是要对社会尽责任，大孝是指对天、地的敬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可以说，这在全世界的文明中是超越时空的大智慧，对未来的人类依然是指路明灯。
还有一个被曲解较大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说它是孔夫子为统治阶级愚民政策提供理论工具。事实上，这句话的标点符号应该这样点：“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说，当老百姓有知识、有技能，知道自己能够为社会做什么，那就让他们自由去发展；当民众缺少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不知道该怎么为社会做贡献时，管理者就要对他们进行培训，开启明智，以便让他们发挥作用，为社会做贡献。这才是儒家的本意，
至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这句话，跟儒学毫无关系，这是后代皇权专制统治者（明清）编造出来的宣传口号，是反传统文化的。还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都是个别人自己瞎说的，又被后人扣在孔子头上。
这里还涉及对“三纲五常”的理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何为纲？纲指渔网的总绳，“三纲”的意思是说：君要为臣承担责任，父要为弱小的子女承担责任，丈夫要为妻子承担责任。纲意味着要做更多的事，要敢担当，负责任，绝不是不平等的概念。
在《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中我也没有发现任何糟粕之词，孔孟思想中的“有教无类”的概念更是过一万年也不会过时，有永恒的价值。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误导、曲解和污蔑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强烈的紧迫感、迫切想要做一些正本清源工作的原因。
中华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学信先生说：在秦汉以前，中华文化积累了无尽的精神财富，包括所有人类家国都应当恪守的诸多核心价值，比如自由、平等、民主、诚信、人权、法治等等。这些核心价值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都有极其鲜明的体现，并且在17世纪、18世纪，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深刻且久远地影响了欧洲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与欧洲文明形成良性的互动。因此，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释迦牟尼……这些名字和他们的经典文献对于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将永远镌刻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
纵观历史，在中华传统文化得到其他地域文化的植入和融入的同时，其自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影响到世界各地，融入了其他族裔的文化当中，这是非常积极的现象。同为地球村文明，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有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便捷条件，所以这种快速、加速、全方位的融合必然成为自然而然的大潮。
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基本上没有大的历史断裂，其本身的生命力证明了它的真理性，另一方面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对中华文化家园的恪守，才使之绵绵不绝。
在当今如此便捷的世界，这种文明成果自然会受到世界的欢迎，其他民族文明也没有理由拒绝。这种相互关系从道家的“阴阳鱼”学说来看，东方文明更显现为“阴鱼”文化，西方更带有“阳鱼”的色彩，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绝对的阳刚和绝对的阴柔都不能持久，一定要互补，相互依存，成为世间的伴侣，自然地融为一体。闭关锁国就是自寻死路。在这方面我尊崇马克思，他说“我是世界公民”。而那些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自然也是中国圣贤和马克思所不齿的。
正本清源的紧迫性
王学信先生说：恢复儒释道学说的本来面目，让其精髓成为当代人共享的精神财富，使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取人生的正能量，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有思想、有追求、有操守、有责任的优秀人才，应该成为学术界和相关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百年来，在中国，由于人们对于儒释道的错误理解，在某些社会思潮和变动中甚至被一些人弃之如敝屣，许多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断层、断代。当学界精英都远离了自己的传统，社会大众更加无法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造成国人精神家园的失守。精神的缺失、迷茫必然沦为金钱的奴隶。这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当然，现在出现的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远非这一单一因素所造成，而是思潮性、社会性、制度架构、政治需求等因素共同导致的。但是传统文化的断代缺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老子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容易入手处来解决复杂的难题。要想对我们的社会对症治疗，弘扬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譬如，儒释道学说在文革极左路线下被全面抛弃和否定，那么我们就应该拨开层层迷雾，让这些瑰宝重新发出光辉。我们是有榜样可循的，比如以南怀瑾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精英人物，他们在坚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园，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些年，国内执政高层也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得到大众的热烈响应，掀起前所未有的国学热。很多年轻人，想更多地了解和实践国学理念，我感到很欣慰，既然有这个需求，我们应当竭尽所学，惠及更多的人。
王学信矢志以孔子为最高的榜样，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在有生之年，把自己学习和探索的成果，转述于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绵薄之力。
王老师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蒙特利尔中文学校的那场国学课，原定为两小时，结果延了再延；在红河镇的那四天更甚，王老师杯茶在手，只要有人听，他就滔滔不绝。我们听众中老少中西皆有，问题也是五花八门，王老师文思泉涌，有求必应。大家一边“穷追不舍”，一边“过意不去”，王老师却视为“无上光荣的事情，辛劳一点不在话下。”
笔者问，多久才能重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重拾中华民族的道德底气，王老师说：从损毁容易建设难的角度来看，用100年来建设都不算长。但社会发展不是整齐划一的，对有的人，对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人来说不存在重建的问题，他们一直在对抗着百年来的损毁；而更多的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接触到正宗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有待于后天的培训。
孔子当年讲：“礼失求诸野”。破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比如文革浩劫中，刘少奇已被“打倒”多年，但在陕西窑洞中毛刘的画像依然并排悬挂，而有的偏远乡间一直还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些地方也许会恢复的快一些。
我有信心，从唯物辩证法角度讲，只要整体在推动，逐渐量变，等到了质变的时候，中华传统文化就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精神依皈。这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长短不是问题，老子说“九层之台，始于垒土”，只要我们前进，不倒退，持之以恒，就一定能成功。
最后，笔者请媒体前辈自定访谈标题，王学信老师不假思索地说道：“以大爱拥抱世界，用希望点亮未来。”
图说：王学信在加拿大魁北克红河谷镇接受胡宪记者采访 摄影： 何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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