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的有益实践：贵州决战决胜“最贫困”

　　中新网贵阳10月17日电 题：中国扶贫的有益实践：贵州决战决胜“最贫困”

　　记者 周娴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2017年10月17日，中国第四个“国家扶贫日”，中国决战贫困进入倒计时。

　　中国西南山区贵州省，曾经被人用三个“最”来形容：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

　　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数据显示，贵州有14个深度贫困县、20个极贫乡镇、2760个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达115.6万，占全省贫困人口1/3,占全国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1/5。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作为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丰富地区，贵州省岩溶出露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1.92%，是中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类型最多、程度最深、危害最重的省份之一。

　　石头缝里求生存，村民们世代辛劳，世代贫苦。

　　“梭筛村民怎么也没有想到，过去只能种玉米还让人吃不饱饭的‘石头地’，经过20多年石漠化治理和产业帮扶，长满了桃树，每年平均为每家带来8万多元(人民币，下同)的收入。”贵州省普定县县长赵开运说。

　　普定县的梭筛村曾被专家判定为不适合人生存的地方，这里的石漠化率高达95%。

　　然而，梭筛人没有低头，他们誓言要在“岩山上种树”、要让“石头里开花”。一年又一年凿石造地，逐渐将石旮旯变成了“桃花源”。他们在丛莽中披棘斩荆，把凿下的岩石垒成树盘，把岩石的根刨成树坑，从山下、从河边，一背背、一担担、一肩肩、一步步往山上运土填土。20年来，梭筛人撬石凿岩20万吨，客土40万方，从几棵桃树发展到3000多亩桃园，一个岩窝一棵树，现有20余万棵桃树，年产270多万斤桃子，人均年收入1.5万余元，领先于普定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实现了从贫困村向小康村的转变。

　　脱贫攻坚，还是一场涉及干部责任的制度性变革。

　　“在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政府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书记和全县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2017年5月，贵州省黔东州天柱县委书记陆再义，贵州省第三次大扶贫战略行动推进大会上作出公开检讨。

　　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在大会上作检讨，让陆再义深受震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

　　在贵州“摘掉‘贫困帽’，才对得起‘乌纱帽’”成了官员们的共识。

　　贵州省委、政府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贫困不除愧对组织的使命感、群众不富寝食难安的责任感，在扶贫攻坚的大考中靠作风吃饭、拿数据说话。

　　“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出行难阻隔了贵州迈向更为广阔天地的脚步。

　　余留芬，人称“乌蒙腊梅”，17年前，31岁的农家妇女余留芬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群众以修路为突破口，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保护生态改善环境。

　　2001年春，余留芬上任村支部书记仅7天，便组织召开首次“院坝会”商量修路。

　　白天，余留芬在筑路工地上和乡亲们一起搬石块、掌钢钎、抡大锤；余留芬的目标只有一个：修通公路，斩断穷根，带领村民们发家致富。

　　历经3个多月的奋战，一条3公里长、4米多宽的进村公路修好了。随后，她又带领村民先后修通长达28.5公里的通组路，岩博人告别了行路难的岁月。

　　以银行贷款、村民集资、合作经营等方式，余留芬领着乡亲创办了砖厂、休闲山庄、特种养殖场和酒厂，转移剩余劳动力近百人。曾经人均纯收入不足800元、1/3村民没过温饱线的贫困村，发展成人均纯收入达5600元、集体资产达800万元的先进村、示范村。

　　脱贫有多难，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有多拼。

　　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贵州，这个中国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正做出自己的努力。

　　曾经，贵州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如今，贵州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惊叹号：过去5年，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面貌有较大改善，全省贫困人口从1149万减少到372.2万，贫困发生率从33.4%下降到10.6%，预计2017年还将减少100万人。(完)